血之問與緣之脈(王佳可)

　　《問血》，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

　　敘述是有溫度的。當26歲的佐藤升講起外祖母的故事，講起一家三代作為日本遺孤的種種經歷時，雖然窗外一片秋日暖陽，70多年前的殘酷戰爭歲月仍仿佛裹挾著北國冷風呼嘯而來。

　　1943年，佐藤美和子出生在中國東北海拉爾。作為侵華日本軍人的孩子，父輩的戰爭罪惡給她的命運打下深深烙�。鹤越瞪�之日便注定與戰爭、死亡、顛沛流離緊緊聯系在一起。然而，東北這片黑土地，卻又以母親般寬厚仁慈的溫暖胸懷接納了這個被日本遺棄的戰爭孤兒，賦予了她第二次生命。

　　日軍投降那一年，美和子的父親成為蘇軍戰俘，一家人隨后踏上返回日本的逃亡之路。由于帶著3個孩子，無法及時趕到葫蘆島港口上船，母親只好在哈爾濱將兩歲的美和子寄養在一個中國家庭。在外祖母對佐藤的講述中，養父是中共地下黨員，養母溫柔善良。養父母對她非常疼愛，在糧食非常緊張時也總用一只陶瓷碗給她蒸米飯吃，還給她起了一個好聽的中文名字：莊云玲。美和子10歲時，養父母先后離世。成年后的她與中國人結了婚，生下4個孩子，有了屬于自己的幸福家庭。1972年，中日邦交正�；�后，日本開始著手尋找日本遺孤。1985年，美和子的親人找到了她，她返回了日本。

　　佐藤說，一家人回到日本后的生活十分艱辛。彼時，日本政府并沒有相關政策接納遺孤，甚至連給他們住的地方也沒有，而期盼中的日本親人，也在幾次寒暄之后，就從他們的生活中淡出了。在佐藤的成長記憶中，父母艱難地融入日本社會，每天為了生計奔波，外祖母則總對他講起在哈爾濱的種種生活細節。不同于日本社會的人情冷淡，那是充滿人情味兒的熱騰騰的日子：鄰里間時常噓寒問暖；過年一定要包餃子、放鞭炮，辭舊迎新；同院的人下了班熱鬧地聚在一起看電視……在佐藤心里，中國逐漸有了家的感覺，他對哈爾濱也有了深深的向往。

　　和許多日本遺孤第三代一樣，佐藤從小就對自己的“身份”有很多疑惑，不知道自己究竟是日本人，還是中國人。在12歲到15歲時，他獨自來到哈爾濱學習、生活，這是他的一次“尋根之旅”。在這段時間里，班主任王彥芳給了他母親般無微不至的關心，周圍同學也對他熱情友好，從小在外祖母身邊耳濡目染養成的中式生活習慣，使他迅速融入當地生活。正是在這段時間里，佐藤第一次從中國教科書中了解到當年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歷史真相，雖然以前從外祖母的講述中，年幼的他能夠想象到當年戰爭的殘酷和日軍對中國百姓慘無人道的屠殺，但這段歷史從未以如此連貫、如此鮮血淋漓的真實面貌呈現在他眼前。

　　佐藤震撼了。因為在日本的教科書中，這段歷史被簡化成一個又一個生硬的年份，沒有是非對錯，沒有問責與反省。那一刻，他坐在哈爾濱的教室中，慚愧地低下了頭。從那一刻起，他下定決心要真正了解這段歷史，要了解在外祖父母那時候發生的故事，因為這對像他這樣的遺孤后代來講，非常重要。

　　以后的日子里，佐藤往返于日本與中國之間，閱讀書籍，查閱資料，研究日軍侵華歷史。當完成在北京外國語大學的本科課程后，他萌生了以自身經歷為原型創作小說的念頭，將他對日本遺孤后代“身份”和中日關系的思考融入其中。同時，他也將真實的歷史寫入小說之中，將日軍在侵華戰爭中犯下的罪惡，通過中國人和日本老兵給主人公講述的方式呈現出來。

　　在佐藤看來，寫作小說《問血》的過程，也是與小說主人公李春(佐佐木春)共同成長的歷程：在不斷回顧、反思、敘述自己作為日本遺孤后代的成長史時，他發現，只有直面那段日軍侵華的慘痛歷史，反省日本軍國主義犯下的戰爭罪行，才能真實面對自己，真誠思考當下中日關系中存在的一些問題，才能深刻體會到中國人民的友好和善良，而這，才是面對未來應有的態度。

　　佐藤說：“許多遺孤第三代雖然知道自己與中國的聯系很緊密，但不愿意去了解自己祖父母那一代的歷史，同為遺孤第三代，我感到非常遺憾。我們身上流淌著中日兩國之血脈是無法割斷的，這也正是中日兩國友好的重要基石之一�！被�于此，小說的名字《問血》體現了佐藤對身份最初的追問，但伴隨成長，每一個遇到的人，每一段生活的經歷，無論國籍，無論地域，都構成了他的“身份”，內化為他思維和生活方式的一部分。而他與中國和日本的親緣關系早已融匯成汩汩流淌的血液，這種血緣親情是他真正尋求的答案。正如佐藤在小說結尾處所寫：“我的血會成為溝通中日兩國的紐帶。這無法判明的血，會一直流淌下去�！�

　　佐藤最后說：“我有3/4中國血統、1/4日本血統，我的外祖父是中國軍人，作為遺孤第三代，希望中日兩國建立更加親密的關系，堅信兩國人民能永遠和平相處�！�

　　版式設計：蔡華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