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的率性與專一(潘凱雄)

　　制圖：蔡華偉

　　閱讀終究是一種私人化、個體性的選擇與行為，無論讀還是不讀、讀這還是讀那，莫不如是。至少我個人的閱讀就是，“我的閱讀我做主”。話雖說得如此鏗鏘，但仔細想來，即便是“我做主”，在自己的閱讀生涯中，至少又可細分為兩類情況：一是沒有明確目的或任何功利的泛讀，二是有十分具體目的或明確功利的閱讀。前者我稱之為“率性的閱讀”，后者姑且命名為“專一的閱讀”。

　　先說“率性的閱讀”。我曾經寫過一篇題為“職業閱讀不好玩”的短文，說的就是在人民文學出版社主持工作那些年的閱讀�；叵肽�9年多的時間，終審稿必須一絲不茍地硬著頭皮讀下去；為了解競爭對手，同行們推出的重點作品及市場上的熱點作品也需要瀏覽；還有文學界寫作的整體概貌同樣應該做到心中有數……如此這般，自己的閱讀至少4/5的時間不得不圍繞著職業打轉轉，當時我曾經極端地說“見到稿子就惡心”，以至于3年前終于卸下社長職務后的很長一段時間內，我都是見了文學作品就繞著走。而與這種被職業“綁架”所不同的便是“率性的閱讀”。此時的閱讀不過是自己生活方式的一種，想讀就讀，想讀什么就讀什么，看得下去多看幾眼，看不下去擲之一旁便是，全憑興之所至，率性而為，好不悠哉樂哉！“率性的閱讀”看似隨心所欲，其實不經意間也在走心入心。還是以我的文學閱讀為例，以前“職業閱讀”時，滿腦子琢磨的就是這部作品的市場吆喝點在哪，首印數能有多少之類�，F在讀文學作品的絕對數量雖不及以前，但最近不到一年的時間里，我認真讀完的長篇小說就有遲子建的《群山之巔》、賈平凹的《老生》、閻真的《活著之上》、范穩的《吾血吾土》、嚴歌苓的《護士萬紅》、艾偉的《南方》、周大新的《曲終人在》、張者的《桃夭》、孫惠芬的《后上塘書》、路內的《慈悲》、關仁山的《日頭》以及彭小蓮與劉輝合著的《荒漠的旅程》等十余部。沒有了“職業的壓迫”，這些長篇小說讀起來反倒十分輕松，帶給我的藝術享受或遺憾也更加強烈與清晰。同樣是在離開了“職業閱讀”的時光，張曼菱的《西南聯大行思錄》、張伯駒的《煙云過眼》、朱家溍的《故宮藏美》、汪家明的《難忘的書與人》、吳建民的《順勢》、埃德蒙德·胡塞爾的《邏輯研究》、約翰·穆勒的《功利主義》、亨利·羅伯特的《議事規則》、馬丁·雅克的《當中國統治世界》、羅伯特·謝偉思的《斯大林傳》、戴維·羅特科普夫的《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內幕》、弗雷德里克·馬特爾的《主流》和里奧·漢德爾的《好萊塢如何讀懂觀眾》等一大批“閑書”，才得以走上我的案頭。這些書大多說不上特別經典，也基本不屬于流行讀物，很難說我是沖著什么去讀這些書，也很難說讀后有什么具體收獲，但伴一杯香茗伏在案頭，這個過程本身就是一種享受，而且可以肯定的是，其中的某一點說不定什么時候便會蹦出來為我所用，屆時至少會免去一些“書到用時方恨少”的煩惱。

　　與隨心所欲的“率性的閱讀”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專一的閱讀”。作為社會的一分子，人不可能總是率性而為，比如求學、比如工作、比如某件具體的事，甚至比如好奇、比如從眾，都可能導致你不得不去讀某一本書或某一類書。這樣的閱讀，骨子里當然是出于某種功利的需要，而要實現或滿足那種功利，就不得不保持閱讀的專一。它或許說不上快樂，但未必不受用。這段時間，因為職業的需要，我硬著頭皮啃下了馬化騰等著的《互聯網+：國家戰略行動路線圖》和阿里研究院發布的《互聯網+：從IT到DT》，不敢說就此徹底明了“互聯網+”的前世今生，至少不像此前那樣一片茫然了，這就是一種受用。同樣是最近受人之托，我先后閱讀了李向東和王增如合著的洋洋50余萬言的《丁玲傳》以及卜健所著洋洋70余萬言的《國之大臣——王鼎與嘉道兩朝政治》。前者是我所讀過有關丁玲傳記中材料最為翔實的一部，后者則不僅是王鼎的個人傳記，更是一部嘉慶、道光兩朝政治史、邊疆史、軍事史和文化史的總和。如果說受用，則絕非只是知識的擴充，更是讓我堅定了一個信念：真學問和死功夫如影隨形，絕非忽悠者所能為之。

　　由此看來，“率性的閱讀”長于博，“專一的閱讀”精于專，前者在延伸著人生的閱讀半徑，后者則聚焦于這條半徑上的幾個點或某幾個小段，各得其所，孰優孰劣難以判之，但可以確定的共性就是四個字：開卷有益。

　　(作者為中國出版集團副總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