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末期以來,中國文學批評界出現了“告別理論”的傾向。有些文學批評家雖然沒有公開拒絕文學理論,卻對文學理論相當忽視。有些文學批評家對文學理論即使在口頭上重視,但在實際上基本上不重視。有些文學批評家以為加強文學批評,就是增加文學批評的數量。這是本末倒置的。這不僅是當代歷史碎片化的產物,而且充分暴露了當代文學批評發展的危機。有些文學批評之所以難以透徹,是因為文學批評家在理論上不徹底,提出并推銷了一些似是而非的含混概念。因此,當代文學批評界只有徹底清理這些似是而非的含混概念,才能有精準的文學批評。
例如有人將生命寫作與歷史正氣二者混淆,產生了極其不良影響。本來,文學應為歷史存正氣。但是,不少作家在中國當代社會不平衡發展中卻沒有自覺抵制文學的邊緣化發展趨勢,而是躲避崇高,甚至自我矮化。有的文學批評家在診斷中國當代文學的弊病時不是嚴格區分弘揚歷史正氣的文學與宣泄人間戾氣的文學,而是提出了一些似是而非的含混概念。這難以有效地抵制當代文學的邊緣化發展趨勢。
一些文學批評家認為,中國當代文學的缺失,首先是生命寫作、靈魂寫作的缺失。顯然,這種文學批評沒有把握中國當代文學缺失的要害。作家的才能雖然有高低大小,但只要他是真正的文學創作,就是生命的投入和耗損,就是靈魂的煉獄和提升,就不能不說是生命寫作、靈魂寫作。這種對中國當代文學缺失的判斷沒有深入區分生命寫作、靈魂寫作的好與壞、高尚與卑下,而是提倡生命寫作、靈魂寫作這些似是而非的含混概念,就不可能從根本上克服中國當代文學的缺失。
19世紀俄國作家列夫·托爾斯泰曾這樣界定藝術活動,認為“在自己心里喚起曾經一度體驗過的感情,并且在喚起這種感情之后,用動作、線條、色彩,以及言詞所表達的形象來傳達出這種感情,使別人也能體驗到這同樣的感情,這就是藝術活動!边@種藝術論遭到了俄國文藝理論家普列漢諾夫的尖銳批判。普列漢諾夫認為,藝術不“只是表現人們的感情”。而列夫·托爾斯泰“說藝術只是表現人們的感情,這一點也是不對的。不,藝術既表現人們的感情,也表現人們的思想,但是并非抽象地表現,而是用生動的形象來表現。藝術的最主要的特點就在于此!痹谶@種補充的基礎上,普列漢諾夫還修正了列夫·托爾斯泰的藝術論。這就是普列漢諾夫所指出的,任何情感都有一個真善美與假惡丑的區別,而不是所有的情感都是文學表達的對象。普列漢諾夫在把握藝術與社會生活的關系時認為:“沒有思想內容的藝術作品是不可能有的。甚至連那些只重視形式而不關心內容的作家的作品,也還是運用這種或那種方式來表達某種思想的!痹谶@個基礎上,普列漢諾夫進一步地指出,如果說不可能有完全沒有思想內容的藝術作品,那也不是說任何思想都可以在藝術作品中表達出來。賴斯金說得非常好:一個少女可以歌唱她所失去的愛情,但是一個守財奴卻不能歌唱他所失去的錢財。他還公正地指出,藝術作品的價值決定于它所表現的情緒的高度。因此,普列漢諾夫對藝術所要表現的思想內容作了兩個深刻的規定:一是一個藝術家要看見當代最重要的社會思潮,“藝術作品沒有思想內容是不行的。但是一個藝術家如果看不見當代最重要的社會思潮,那么他的作品中所表達的思想實質的內在價值就會大大地降低。這些作品也就必然因此而受到損害!倍撬囆g要表現正確的思想,“一個有才能的藝術家要是被錯誤的思想所鼓舞,那他一定會損害自己的作品!倍安还茉鯓,可以肯定地說,任何一個多少有點藝術才能的人,只要具有我們時代的偉大的解放思想,他的力量就會大大地增強。只是必須使這些思想成為他的血肉,使得他正像一個藝術家那樣把這些思想表達出來”。
普列漢諾夫的這種文藝思想是19世紀俄國文學批評家別林斯基文藝思想的發展。別林斯基在《給果戈理的信》這篇戰斗檄文中不但指出了當時存在兩種文學,而且區分了這兩種文學的內在質地和價值高下。別林斯基熱情地肯定了進步文學,堅決地否定了那些宣揚基督教的順從與虔敬、擁護農奴制和專制制度、歌頌沙皇和教會的反動文學。1846年12月,作家果戈理出版了《與友人書信選集》,一方面否定了他以前所寫的一系列優秀文學作品,認為那些文學作品毫無用處;另一方面極力宣揚基督教的順從與虔敬,擁護農奴制和專制制度,歌頌沙皇和教會。別林斯基并沒有絲毫的姑息,而是毫不留情地進行了尖銳的批判,認為“一個曾經通過他奇妙的藝術的和深刻的真實的創作強大有力地促進俄羅斯的自覺,讓俄羅斯有機會像在鏡子里一樣,看到了自己的偉大作家現在卻帶著這本書出現,他在這本書中為了基督和教會教導野蠻的地主向農民榨取更多的錢財,教導他們把農民罵得更兇……這難道不應當引起我的憤怒嗎?”別林斯基認為不管怎么樣,果戈理的《與友人書信選集》絕不會成功,不久就將被人遺忘。顯然,果戈理的《與友人書信選集》被人忘卻絕不是缺少生命寫作、靈魂寫作,而是思想反動、靈魂卑下。
一些當代文學批評家提出中國當代文學缺失生命寫作、靈魂寫作這種似是而非的含混概念不過是歷史的倒退。因此,真正優秀的中國當代作家絕不能躲避崇高,甚至自我矮化,而是與中國當代社會這個偉大的進步的變革世代相適應,站在人類歷史發展的先進行列,勇立潮頭唱大風,創造文學的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