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同代”的，也是歷史和世界的(金理)

　　理想的文藝批評，一定是既站在當下，面對著文藝現場，又勾連著我們的文化傳統和世界范圍的文化潮流

　　身為“80后”的我，似乎本能地更關注同齡的青年作家，文學批評也多以他們的創作為對象。一次會議上聽一位文壇前輩發言，他講著講著提到了韓寒、郭敬明，提到“腦殘粉”。就在他吐槽的時候，我聽到背后傳來一聲嘟囔：“誰說的！”——聲音雖然不大卻分明表達著對前輩發言的不滿�；仡^一看，聽眾席上的這位旁聽者，正是我的同齡人。那一刻我非常慚愧。我為什么沒能在上述兩種聲音之間架起溝通橋梁，沒能告訴前輩他們眼中不入流的作品何以恰恰撥動當下青年人的心弦，也沒能以有力的闡釋提示青年讀者們，其實在韓寒、郭敬明之外，還有不少態度認真、取得創作實績的青年作家？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我們被“代際”的概念所籠罩，過于強調這個創作群體的特殊性，沒有真正打開文學批評的視野，發揮文學批評的效力，更深入地影響作者和讀者。

　　那么，究竟什么是文藝批評應該打開的視野？我以為，理想的文藝批評，一定是既站在當下，面對著文藝現場，又心懷歷史和世界，勾連著我們的文化傳統和世界范圍的文化潮流，歷史視野和世界視野恰恰是今天從事新銳作家批評的我們所缺乏的。

　　比如，很多批評家會津津樂道于“80后”作家的市場意識，他們關注讀者群，懂得營銷，甚至會參與到作品及衍生品的運營中來。事實上，如果能把歷史的鏡頭拉長來看，這一點也不新鮮�，F代文學史上曾經的青年作家如巴金、施蟄存、趙家璧等，他們利用和經營現代出版的經驗，足以讓今人汗顏。只不過隨著時代發展、科技進步，今天可供利用的陣地更新穎、多元。如果上面提到的那幾位文學巨匠在今天這個時代重生，我想他們也會利用網絡、微博發表詩歌、推廣小說。艾略特說過，新鮮的藝術品在加入一切早于它的藝術品所聯合起來形成的“完美的體系”后，“整個的現有體系必須有所修改”“過去決定現在，現在也會修改過去”。討論“80后”寫作時，論者往往關注的是異質性的“修改”(比如借助網絡媒體，采用暢銷書式的生產流通方式，與先前“作協—文學期刊”的體制有很大區別等)；但“修改”只有置于與“整個體系”的關系中才能得到描述，這其實是提醒我們文學史視野的重要性。對“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我們應該有充分的敏感，但同時也不要迷信代際的標簽。一方面，通過具體的批評實踐來及時追蹤、把握年輕人創作中的“新變”因素，另一方面，將此“新變”置于文學史的整體框架中來辨識它的文學源流，確認其價值。如此才能辯證地理解文學的“變”與“不變”。在這種意義上，文藝批評也應當是一種史的批評。

　　與歷史視野同樣重要的是，文藝批評還應具備世界文藝的比較視野。在一次“80后”作家群研討會上，上海譯文出版社趙武平提出，在國外“80后”作家的作品中，對人的命運、對終極關懷的思考十分常見，他們不迎合出版社、不討好市場，因為有公共圖書館、學院和大量基金會給他們提供寫作資助，這為他們的獨立寫作提供了良好基礎。聽著趙先生的發言我心頭一震。人必須借助多面鏡子才能認清自己。不妨以域外為鏡鑒，與當下中國的“80后”文學對照，從出版、閱讀、創作、文學生態等角度來進行比較，尤其能照見我們自身的“長與短”。這樣的“比較”是具有充分現實依據的：近年來，國外“80后”作家——喬爾達諾(《質數的孤獨》)、鄧索恩(《潛水艇》)、黑利·特納(《到莫斯科找答案》)、伊恩·里德(《一只鳥的選擇》)、布拉米(《無他》)、綿矢莉莎(《夢女孩》)、金原瞳(《裂舌》)、金愛爛(《老爸，快跑》)等，紛紛涌入大陸出版市場，而像芥川獎、川端獎得主青山七惠的作品系列已譯介出版近十種，早已成為暢銷品牌。這些文學作品就值得我們去研究：是不是某類文學主題、技巧、格調已經成為當下年輕人跨國界共感的因素？隨著年輕一代作家外語水平的普遍提升，由異域輸入的閱讀趣味，是不是已經影響到我們自身的創作？總之，世界文學的背景，正是我們進入“同代人批評”時，理當征用的另一種視野。

　　如果把文學比作不絕長流，文學批評是將自己化作置身于河流中的石頭，“在水里研究水”。不同于登高望遠、來龍去脈了然于胸，或者“弱水三千只取一瓢”，撿拾退潮后的“遺物”帶回實驗室作定量、定性分析的文學史研究，文學批評更像是一種審美與知性的冒險。而評價同齡人的新銳作家，關注最新的文學創作現象，無疑是最緊張的一種冒險了，這是同代人批評吸引我的原因所在。但身在水里，并不意味著放棄對那九曲十八彎，甚至是世界文學的汪洋大海的關注，說到底，任何一種創作，任何文學中的新變因素，都是建立在一代人的生命經驗基礎上，都是歷史的也是世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