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鄉土寫作敘事維度的豐富(劉軍)

　

　　鄉土書寫在中原寫作版圖中呈現出不同的維度，于柳岸而言，多年基層干部的歷練使得其對鄉土世界微觀政治秩序、權力話語有著清醒的認知。最新推出 的長篇小說《浮生》在主題開掘上，一方面致力于村莊格局下權力圖騰的書寫，以此透視制約鄉土世界的主要力量下眾生的劣根性；另一方面直面基層官場的政治生 態。兩者之間相互纏繞相互疊加，進而豐富了中原鄉土寫作的敘事維度。

　　柳岸為周口作家群的代表人物之一。周口地處黃淮平原的深處，這里一直作為農業生產的核心主產區而存在。歷史的積淀，相對封閉的空間意識，加上村 莊緊密簇擁、人口眾多的現實地理格局，使得一種文化體系中古老的蠕動形態和纖細的血管分毫畢現，由表征功能進而轉換到符號功能之上，成為古老中國、現實中 國的強大能指所在。這一方土地上的人們長期信奉一種“斗爭哲學”。一種出于文化根性和生存現實的爭斗，他們也敬天地，畏鬼神，但是會將渾身解數投入到人際 間的爭斗上，子嗣、耕地、宅基地、家畜、苗木，當然還有最為重要的一點——權力秩序，乃爭斗的主體內容。代代沿襲，進入文化基因中去，宿命般地動彈不得。 人性之惡因這種文化基因的驅使，如困獸般蜷伏。柳岸對這一切耳熟能詳，在寫作立場上，她并非20世紀文學史中常見的出走—歸來式的知識分子寫作形象，她幾 乎沒有離開過這方土地，關鍵的地方在于，基層工作經歷使得她和生活的原生態之間，相互融匯又保持距離。相切意味著作家對素材的熟識程度，距離意味著審視和 反思的可能。

　　按照評論家謝有順的看法，與高度雷同的城市經驗不同的是，鄉土經驗帶有天然的差異性，它是個別的，偏僻的，是貼著感覺的末梢生長的。差異性的存 在，保證了作家的寫作個性和獨特想象的持續發生�！陡∩�》分“漂”、“泊”上下兩部，全書近40萬字，以“我爺爺”柳三大起大落的傳奇人生串聯起柳家灣眾 生的命運起伏。作品從柳三的出生起筆，到柳三的坐化收尾，柳三的一生，“本我”色彩分明，一切從自我利益出發，從利害關系出發。無論“漂”中圍繞“龍鳳呈 祥”手鐲和賣地革命所展開的“以退為進”的謀劃，還是“泊”中柳三置身基層官場和變身企業家之后為了能夠“駕馭人心”而與柳小毛進行的斗智斗勇，柳三旨在 賺取權力資本、人情資本的投機過程皆彰顯出個體對權力的強烈欲望和處處為我的內心算計，也對應了“能人”式的鄉土社會底層農民的人生哲學。作品中，柳岸對 于鄉土敘事的差異性有著特別的鐘情，小說的故事性因素和情節設置一直處于顯著的位置。諸如柳三賣掉土地投奔革命隊伍，設下計策巧取原配妻子劉靜雅，為身份 平反而智闖地委大院，給老友齊四留下的便條一舉擊潰了一位惡兒媳的心理防線，等等。類似故事性、傳奇性分明的橋段在小說中比比皆是。古希臘時期，亞里斯多 德曾將情節視為敘事性作品的第一要素，近代以來，隨著現代小說的成熟和演進，人物取代情節成為第一要素。訴諸19世紀經典現實主義作品系列，典型環境下的 典型人物走向深化，小說中的敘事進程大多依靠細節描寫和情理邏輯而加以推進。返觀柳岸的《浮生》，故事性、傳奇性因素與人物性格并駕齊驅，環境描寫則被大 大弱化，如此情狀，可見出傳統敘事資源中話本、評書、戲曲施予作家的結構性影響。故事性為小說的天然要素，一名優秀的小說家必然是位擅長講故事的人。不 過，故事性一旦過度，則很容易導致削平人物性格的深度。就《浮生》而言，因為故事性的考慮，作家更注重敘事進程的轉折和切換，部分程度上忽略了細節描繪的 經營，細節刻畫為現實主義小說的根基，對比《靜靜的頓河》中麥列霍夫砸開冰凍的河面將槍支扔進水里的細節，《浮生》缺了點細節的升華和凝聚。

　　《浮生》中的柳三是一個矛盾的個體。出于對權力秩序的無限渴望，他信奉弱肉強食的斗爭哲學，出于爭斗的需要，在柳家灣他與柳小毛展開了一生一世 的爭鋒，而在其他社會空間內，根據權力秩序的劃分，他和一切有利害關系的人展開爭奪，處處算計，為的是他心中所謂的“成大事”。他的斗爭思維甚至延伸到家 庭內部。恩格斯曾闡發黑格爾關于歷史發展的觀點，將主體惡劣的情欲和貪婪視作推動歷史發展的杠桿。在柳三身上，我們看到了這樣的判斷。這樣的歷史定律也決 定了他一生悲劇性的命運。小說結尾處，柳三為了避開火葬而窮盡智慧，為人生的最后一個算計而傾盡心力，最后陰差陽錯，成了殯葬改革的第一人。除了權力的欲 望之外，柳三的性格還包含了另外的維度。諸如出于生存策略而養成的生活智慧，諸如他對于劉鳳仙這個女人的溫情和懷念，以及他和齊四間斗爭與溫暖情誼的相互 交織，還有他和柳小毛出于利益平衡的妥協與合作，以及他身上的執著不服輸的精神，皆拓展了其自身性格的寬度和厚度。經過作家的藝術處理，這個形象不再單薄 而走向立體，當然也符合了鄉土人物扁平中又有尖頂的人格結構。

　　《浮生》中的人物形象序列，并非所有的人皆如柳三、柳小毛、柳大志那般投機鉆營，還有像齊四這樣隱忍、寬厚、善良且有情有義的人物。齊四的存 在，是一個顯著的亮色，一方面他以對立面的形式介入到主要人物的人生故事中，另一方面，作為亮色的存在，他也是柳三人格結構中可能性的一種投射。不夸張地 說，鄉土世界的人倫維系和傳承，恰恰是齊四這樣的鄉土精英加以推動的。

　　與墨白、孫方友、邵麗、劉慶邦等周口作家不同的是，柳岸屬于一種自我覺悟型的作家。她的筆下，從地方口語的使用、人物的刻畫，到傳統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再到故事性因素的突出，綜合在一起，凸顯濃郁的民間氣息和原生態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