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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證與反證(朱航滿)

    http://www.jchcpp.cn 2015年09月25日09:00 來源:中國作家網 朱航滿
     
     

      王龍有關日本侵華戰爭“筆部隊”的系列文章,我去年便讀了他寫石川達三的一篇,深覺此篇文章別樹新意,予人啟發。在撰寫2014年軍事散文寫作 綜述的文章《冷筆寫熱腸》中,我特別論述了這篇文章的意義,其一是對于我們認識歷史的意義。侵華戰爭“筆部隊”的作家寫下的文學作品,同樣是我們深刻認識 日本侵華罪行的重要見證,其不經意間透露出對中國人的殺戮與凌辱,雖然抹上了一層文學的油彩,也難以掩飾其丑惡的本質;其二是對于寫作者本身的警示,特別 是對于從事戰爭文學寫作的作家來說,意義更顯重大。日本之所以走上侵略戰爭的道路,原因十分復雜,但有一點,便是與包括作家在內的占有話語權的知識階層的 鼓吹、聒噪、引導有關。讀過王龍的著作,我最大的感慨是,作家無論是在哪個階層、哪種身份,但底線都必須是以人類和平、自由為底線的,都應對于人性中的美 好予以贊美和憐愛,而不應鼓吹戰爭,扭曲人性。也就是作為戰爭文學的寫作者,無論在怎樣的情景之下,都應該把謳歌光明與勝利、正義與和平,同時也應該把關 心人的個性、命運以及心靈的體驗作為文學的主題與底色。文學是人學,而不應是工具。

      如今,王龍的這冊《刺刀書寫的謊言——侵華戰爭中的日本“筆部隊”真相》集結出版,其中散點式地撰寫了近十位日本知名“筆部隊”的代表人物,同 時將這些人物劃分為四種類型:他們或者是“從軍作家”,或者是“軍隊作家”,或者是“轉向作家”,或者是“搖擺作家”,這種定位很鮮明。其中兩位作家給我 印象很深刻。一位是士兵作家火野葦平,一位是作為坦克部隊指揮官的騰田實彥,這兩位都是一邊拿槍作戰一邊寫作的軍隊作家,他們以自己的真實身份進行了細致 如生的現場描寫,雖然文學成就并不太高,但他們的作品在本國內引起了巨大的轟動。由此可見,日本“筆部隊”成員的寫作恰恰也是一種特殊的見證文學,盡管面 對慘絕人寰的殺戮,寫作者試圖用謊言來為侵略者鼓吹,但同時也反證這種不容辯駁的侵略行徑。見證也是反證。在此書中,王龍對筆部隊寫作者的描述進行了大量 的引用,證明了侵略者可恥、可悲、可笑、可恨,這是當初這些“筆部隊”作家寫作時所沒有想到的。

      還需要我們重視的是,日本侵華戰爭中的“筆部隊”作家如果說是戰爭中的文化侵略,我以為不如說是一種政治陰謀或戰爭策略。因為這種寫作的主要對 象是面向日本國內的民眾,發表的園地也都在日本,其書寫的文字也是日文,與中國民眾基本沒有太大的關聯。那么,日本政府鼓動這些作家進行寫作,無非是從文 化層次上制造有利于戰爭的輿論。因此,這些作家寫下的謊言更多的是面向日本國內的民眾。那么,另外一個值得我們重視的問題就是,日本在侵華戰爭時期,扶持 了一大批的文化漢奸。個人以為,他們的文學修養與水準似遠在此書所提及的“筆部隊”代表人物之上。因此,某種程度上來說,這些文化漢奸也是日本軍方拉攏或 試圖建立的“筆部隊”成員,諸如作為新文學運動執牛耳的周作人的“下水”,就曾引起文化界的強烈震驚,而日本軍隊的這種文化侵略的策略,也就值得王龍以及 關注這個問題的朋友們重視和研究。

      王龍的這冊書,雖然揭示了戰爭“真相”,但我以為寫作者又不僅僅局限于真相的暴露,選擇近十位重要的作家來論述,又不止步于他們在戰場上的所作 所為,而是對于這些“筆部隊”成員的人生進行了社會、文化、環境、性格等各方面的分析,試圖整體縱深地對人物進行把握,乃是把人物放在時代的復雜場域中進 行綜合判斷?少F的是,王龍的論述并非是單線性的,而是給予“筆部隊”成員進行深入剖析,諸如有的入過監獄,有的作品曾被刪改,有的信仰動搖,有的家庭不 幸,特別是對于牛島春子這樣在偽滿洲國充當“筆部隊”成員的作家來說,其曾經的“共產罪囚”到身處異域的“著名作家”,其身份轉變的復雜、環境場域變化的 急劇、內心世界的極大分裂,都給其寫作帶來了很大的影響,由此出現了一種十分怪誕的文學“異人種”現象,也就是創造出“比日本人還日本人”的鐵桿漢奸形 象,其結果則是這種背離民族倫理的“文學人物”的被唾棄、現實原型的被處決,以及寫作者晚年的醒悟和懊悔。也因此,讀王龍的這些有關“筆部隊”作家代表人 物的論述,便不難發現作家對于人物的命運有一種悲憫的嘆息,諸如幾位“筆部隊”作家代表最終的自殺,令人讀后深思,也顯示出寫作者深切的文化關懷。

      王龍近年來專注于近代史領域的寫作,從晚清變革到抗日戰爭,視野開闊,見識鮮明,但最重要的一條便是,其寫作有著特別的問題意識。梁漱溟曾言, 愿做問題中人,而非學術中人?v觀王龍的幾部歷史紀實著作,我以為他是有著強烈問題意識的讀書人,對于我們這個民族、對于我們這支軍隊,他是抱有強烈的問 題意識和擔當精神的,也希冀通過自己的寫作和研究,能夠為我們的現實多一份佐證、多一種認識、多一份反思。因為歷史的錯誤他人犯過,自然要清醒地認識到他 們的罪責,但同時我們也要以他史為我所鑒,對于我們的寫作者來說,也不絕能與人類正義和自己的內心為敵。

      關于王龍這冊著述,也有一些令我略感遺憾之處。此書副標題有“真相”二字,但不少文章略感有先入為主的議論,想來乃是熱血之心太烈,筆觸常帶感 情罷了。而我對于此類著述,更為喜歡論述者能夠在大量占有材料的基礎之上,通過正反材料的分析判斷,冷靜地闡述,耐心地分析,最后讓讀者作出自己的判斷。

       (《刺刀書寫的謊言——侵華戰爭中的日本“筆部隊”真相》,王龍著,廣東人民出版社2015年8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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