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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年后,重新認識那場納粹大屠殺(汪舒明)

    http://www.jchcpp.cn 2015年09月11日11:38 來源:解放日報 汪舒明
      《大屠殺:根源、歷史與余波》  [美]戴維·M·克羅 著  張旭 譯  上海人民出版社   《大屠殺:根源、歷史與余波》  [美]戴維·M·克羅 著  張旭 譯  上海人民出版社

      二戰以后西方世界和西方文明的演進,是在納粹大屠殺的巨大陰影下進行的。圍繞大屠殺持續、深入、全面地反思,成為西方學術界的一門“熱學”,并成為推進西方文明進行內在調整、走向新生的重要動力。在西方,一些歷史學家甚至將納粹大屠殺視為當代西方世界和西方文明發展的關鍵轉折點,并將20世紀命名為“大屠殺世紀”。

      西方關于納粹大屠殺的研究非常深入,相關著述可謂汗牛充棟。但對于試圖在事后70年全面、系統地了解大屠殺歷史及其影響的中國讀者而言,戴維·M·克羅所著的《大屠殺:根源、歷史與余波》無疑是一個頗有助益、尚難替代的選擇。該書運用了大量鮮活的檔案資料、回憶錄、戰后審判記錄等材料,以流暢生動和富有感染力的筆觸,全面展現了這場慘絕人寰的劫難發生的根源、過程以及事后的清算進程。該書既體現了作者數十年從事大屠殺教育和研究的積淀,也吸納了西方學界對大屠殺研究的最新成果,反映了西方大屠殺研究的新高度。

      對猶太人的種族滅絕之所以發生,既出于基督教世界歷史悠久、應時翻新的反猶主義大環境,也源于一戰后德國特殊的社會政治環境!洞笸罋ⅰ芬粫匀徊环﹃P于大屠殺起源的歷史敘事,其內容包括前現代基督教世界的宗教性反猶偏見和憎惡,再到現代歐洲的種族性、政治性反猶主義等。不同于尋常的綜合性大屠殺歷史著作,該書以一整章的篇幅來解析希特勒的反猶主義,通過對這一關鍵人物的“反猶強迫癥”微觀考察,來展現那一時代德國乃至歐洲的種族主義毒素。希特勒人生早期階段形成的對自身血統純凈性的病態擔憂,正是他后來走上對猶太人實施種族滅絕的心理動因。

      對于納粹大屠殺的歷史,《大屠殺》一書在向讀者提供高度完整的納粹暴行演進過程的同時,也展現出自身的獨特性。該書最重要的特性在于,它展現了大屠殺進程中施害者、受害者、脅從者、反對者、救助者等多種角色互動關聯的立體、多元、平衡的歷史圖景。

      較早期的綜合性大屠殺歷史著作主要提供關于“施害者-受害者”之間“迫害暴行-受害劫難”之間的視角,且其中的受害者主要集中于猶太人,形成一種扁平化的歷史敘事。阿倫特等少數學者關于一些猶太社團領導人在大屠殺進程中與納粹合作,從而導致滅絕進程更加順利的早期論述,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成為“政治不正確”的話語而受排斥。關于大屠殺“獨特論”的強勢話語,在強調納粹大屠殺在歷史上獨一無二、不可比擬的同時,主要偏重和強調猶太人在大屠殺中“無與倫比”的苦難,吉卜賽人等其他群體遭受的劫難則長期受到忽視。

      而《大屠殺》一書在重點描述猶太人受難的同時,并未回避大屠殺期間猶太社團領導人在危險重重的處境下進行多元選擇,及其內在的道德困境。它也沒有忽略吉卜賽人、殘疾人群體、同性戀者等所遭受的劫難。實際上,納粹早期的“安樂死”和強制絕育等手段,主要對象正是這些不幸的群體,然后才逐漸擴展到猶太人。在戰后,幸存的吉卜賽人遭受的苦難與猶太人相比,只有過之而不及。此外,該書還以可觀的篇幅描述了許多納粹占領區以及納粹盟國對暴行的脅從行為,部分中立國政府、“國際義人”以及許多普通民眾對猶太人的救助義舉,華沙等地一些猶太人的起義,等等。對于“國際義人”冒著極大風險救助猶太人的感人事跡,作者頗費了不少筆墨,如抗命救助猶太人而潦倒貧困的葡萄牙外交官索薩·門德斯,為救助猶太人而被打斷脊椎的波蘭修女等等。

      歐洲中立國在大屠殺中的不同角色始終是充滿爭議的話題,也是20世紀末期以來大屠殺歷史罪責清算的一個重要部分。作者在書中分別對不同國家的功過是非進行了比較全面客觀的論析,其中包括瑞典政府積極救助猶太人的義舉,梵蒂岡所謂的“道德中立”,瑞士借“中立”與納粹合作并從中大肆謀利等。關于瑞士在大屠殺中的不當獲益,書中還延及冷戰結束后美國猶太組織借助美國政府開展的對瑞士銀行業的追償行動。關于天主教和梵蒂岡,作者在溫和地批評了教皇庇護十二世在大屠殺期間“外交家”式的“道德中立”的同時,也以較大的篇幅描述了許多天主教徒和神職人員對難民的救助行為。

      一提及大屠殺,人們自然想起奧斯維辛集中營和焚尸爐。這固然是大屠殺最有代表性的一幕。但《大屠殺》 一書還向讀者展示了大屠殺進程中暴虐和迫害手段不斷升級的進程:從早期運用于吉卜賽人及所謂“遺傳病患者”等群體的“強制絕育”和“安樂死項目”,升級為對多個群體實施大規模集體屠殺的“T-4”成人安樂死項目,再到在波蘭等地創設“總督府”開展種族滅絕的實驗,以及在集中營通過高效毒氣室實施“最后解決”?茖W、實驗、安樂死、總督府等等,看起來多么“文明”的字眼,卻都成了種族滅絕和集體屠殺的代名詞。

      幸存者的安置和戰后猶太民族的新生也是大屠殺研究的一個重要內容,以色列的建立和崛起經常被視為猶太民族對大屠殺的回應。而《大屠殺》一書除了論述戰后難民安置,還重點回顧了戰后西方盟國、以色列和歐洲各國對戰爭罪的調查、審判,以及德國對歷史罪責的態度。以色列對銘記大屠殺的高度重視,以及對納粹逃犯長期堅持追捕,是歷史罪責清算的重要內容。西蒙·維森塔爾追蹤艾希曼等納粹逃犯行蹤,審判艾希曼的影響及其引發的爭議等事跡,更是其中重彩濃墨著筆的歷史篇章。

      (作者系上海社科院國際所副研究員、上海猶太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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