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對吹捧和咒罵都有免疫力——聽鄧友梅談創作(陳喜儒)

　　一

　　鄧友梅未搬家時，與我住同一棟樓的同一層，串門嘮嗑，捎書帶信，抬腳就到，推門就進，是名副其實的近鄰。

　　大概是1999年1月吧，老鄧到我家，問我富貴竹多少天換一次水，液體肥料怎樣用？那幾天，我正應約寫一篇文章，但一直寫不好，換了幾個開頭，改了好幾遍，還是不順溜，只好放下，擱擱再說。我對老鄧說，寫東西算起來也有二十多年了吧，書也出了幾本，但還是沒有找到自己，很是苦惱。最近，我翻出一堆書，有你的《閑居瑣記》、《無事忙侃山》、《煙壺》、《京城內外》，還有汪曾祺、孫犁、陳建功、賈平凹的東西，細嚼慢咽，咂摸滋味，想學點本事，有點長進。

　　老鄧說：“汪曾祺的東西很講究，但不留痕跡，表面上給人以輕松隨意的感覺，其實他在肚子里翻來覆去不知過了多少遍，每個字都經過推敲琢磨，才落筆成文。林斤瀾的文章，也有特色，甚至可以說是苦心孤詣，但他在那兒琢磨來琢磨去，煞費苦心，改到最后，反倒有點澀，讀起來不那么順溜了。建功的語言獨特，有一股‘嘎’氣。賈平凹的東西，也有嚼頭。寫作沒有什么絕招，還是老話，多讀多寫，功夫怕有心人。找你喜歡的古文，或與你風格相近的文章，多看幾遍，多背一些，肚子里有了東西，下筆時就會自然流露岀來。我背過《楚辭》、《聊齋》、《紅樓夢》中的一些章節，學習人家敘事狀物的簡潔。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我在老舍先生領導下工作。我們的習作，他不僅親自過目，而且點評，對我們幫助很大。有一次，我寫了篇涼山彝族的故事，里邊有段描寫：山谷中的霧氣，夜間落在草葉上變成露珠，太陽升起后又化作白云，飄到山頂，浮在空中……寫完后自己還很得意，交給編輯部后，老舍先生批了幾個字拿回給我，上邊說：云是云，霧是霧，你別瞎攪和。有一回我問老舍先生，您寫的文章怎么看怎么順，我寫的文章總是疙疙瘩瘩？我應該怎樣改進呢？老舍先生說，文章寫好后，關上門自己先大聲念兩遍。你念著順口，不打奔兒，別人看著也就順溜，要是自己念著都跟繞口令似的不順嘴，結巴別扭，人家看著也決不順眼。這點教導，我受用一輩子，至今寫完文章，仍關上門大聲念兩遍，碰到繞嘴的地方，堅決改正。一個作家，不注意語言修煉，話都說不順溜，怎么能寫好？”

　　有一次，他對我說，我教你一招，用大話說小事兒，用小話說大事，效果奇佳。我說，姜白石也說過類似的話：“人所常言，我寡言之；人所難言，我易言之，自不俗�！�

　　二

　　一次閑聊時，我說，你的文章很少用成語、形容詞，文字干凈利落，連一些枯燥的應景文章，也寫得不落俗套，有滋有味，這本事是怎樣修煉的？老鄧說：“我受汪曾祺影響很大，他說寫文章要干凈利索，一個句子，一個詞，一個字，甚至一個標點符號，都不可多用。我寫完文章，花很長時間，很大精力，一字、一句、一段地琢磨，一個字能說清的，絕對不用兩個字，這樣寫長了，養成了習慣，下筆時自然就干凈了。文章寫完后必須反復加工，認真修改，下苦功夫。別人說過的話，最好不說，非說不可就改個說法。光熟悉生活還不行，還要有表現生活的特色語言。中短篇小說的文字很講究，哪怕只有一句廢話，一眼就能看出來。汪曾祺說，筆墨簡潔干凈了還不行，還得藝術生動。他的散文，都是大白話，但那是從生活中提煉出來的大白話，就像掐頭去尾的二鍋頭一樣，看著跟白開水差不多，其實是酒，醉人。我的文章很少用形容詞。我覺得形容詞比較抽象，用多了，反而絮叨。我在文學講習所學習時，導師是張天翼。他教導我說，少用形容詞，多寫形象。比如你想說一個女人很漂亮，你不說漂亮這兩個字，你只寫她的形象，讓人讀后感覺她真是漂亮才行。你想罵一個人，但不罵他，寫出來讓人一看就覺得這家伙真不是人。這才是真本事。我喜歡直來直去，單刀直入，這樣文章才能干凈利索，嘎巴溜丟脆。我認識一位作者C君，寫了一輩子，一直沒長進，還是中學生的語言，教科書上那一套。還有位L君比他好些，但成語形容詞羅列太多，讀起來啰唆絮叨，很不舒服。不管是寫小說，還是寫散文，文字都要講究。以前聽蕭軍說寫小說是年輕人的事兒，我還不信，但現在我信了。小說需要想象力，琢磨結構、情節、人物性格，我現在寫起來就感到吃力。到了一定年齡，精力不濟，寫些散文比較順手�，F在有所感觸，就寫散文。散文沒故事情節，靠什么抓人？只有語言。而語言要煉到火候，沒有幾十年工夫是不行的�！�

　　三

　　2004年5月22日，與老鄧去參加紀念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發表六十二周年大會。首都文藝界來了百余人，最后，主持人請鄧友梅講話。老鄧說：“講話是1942年5月發表的，傳到新四軍要晚些，大概是1943年吧。當時我在新四軍文工團，十幾歲，跟著打雜。文工團里有許多從上海來的大藝術家，著名演員。我們把一個教堂改了改，在里面演戲。演了個《雷雨》，戰士們看了，沒有什么反應。有的戰士說，是那個小娘們把這個家給攪散了。排演西蒙諾夫的《日日夜夜》時，臺上演得很賣力，很起勁兒，臺下一點動靜也沒有。團長覺得奇怪，說小鄧，你下臺去看看，怎么回事？我下去問，你們怎么不鼓掌？戰士說，不知哪個是德國人，哪個是俄國人，怕鼓錯了(笑)。

　　“后來軍長陳毅說，你們應該下到部隊，了解一下戰士，搞清楚為誰演戲，怎樣為他們演戲。我們下到部隊，打仗時，為戰士寫名簽番號，抬傷員，與戰士們生活在一起。這時候，我們本身就是戰士，知道戰士們在想什么，想看什么。

　　“當時我們還搞戰地宣傳、鼓動。隊伍過來了，大演員還沒想好表演什么，隊伍就過去了。團長很著急，說這樣不行。我說我來試試。炊事班過來了，我就說：炊事班，真能干，又炒菜來又做飯。打起仗來向前沖，殺敵繳槍立新功。團長覺得奇怪，你怎么會這個？我說，演戲時，我提詞，時間長了，就記住了一些。記者聽到了，覺得不錯，說你寫下來可以發表。我說，有些字我不會寫。記者說，我幫你改。后來稿子上了報。那時候，沒有稿費，給了我兩個柿子一斤花生。記者說，是我幫你改的，有我一份兒，結果他吃的比我還多(笑)。那時候寫作，不為名，不為利，完全是為了工作。所以，直到今日，我仍然堅信，寫作，最起碼應該有益于世道人心�！�

　　全場熱烈鼓掌。

　　中午在作協食堂吃飯，老鄧喝了杯啤酒，有點興奮，對同桌的原《人民文學》副主編崔道怡說，《那五》本來是給你們《人民文學》的，結果你們不要，給我退了回來，我只好給別的刊物，發表后，反應還不錯。崔道怡長嘆一聲道：這種事某某某可沒少干！

　　四

　　老鄧在作協主管外事，是我的頂頭上司。有一次，我應約寫了一篇關于他的文章。為了避免攀附吹捧之嫌，我故意東拉西扯，嬉皮笑臉，外加一點諷刺挖苦，但也說了一些別人沒說過的話。寫完后送給他看，他皺著眉頭說，“你就拿糟踐我賺錢吧”，算是通過。

　　他很忙，有還不完的文債，開不完的會，但我請他幫我看稿子，改文章，出主意，他從不推辭敷衍。

　　我的第四本散文集《關東雜煮》出版時，請他為我寫序，他寫了《好味道的“雜煮”》，不僅講了文章的長短得失，還為我說了公道話，摘掉了我頭上的那頂“不務正業”的帽子：“譯別人的作品，又激發起他自己的寫作欲望，他就試著寫起小說、散文來。有翻譯文學的底子，駕馭文字就較順手，他一篇篇地寫，就一篇篇地發了出來�！�…喜儒這本‘雜煮’，寫的就是他與外國友人交往中的親歷、親聞、親見。拿起這本書如同走出國界，既體會到洋朋友的真摯友情，也從中看到了外國的民俗民風、民族特色，大大增加了讀者對外國的了解�？赐赀@鍋‘雜煮’，我就感到喜儒的寫作是對本職工作的補充，可視作他本職工作的一部分�！蔽覟槟苡錾弦晃婚_明領導而感到慶幸，同時也暗下決心，要用創造性的出色工作，報答知遇之恩。

　　老鄧極聰明，而且清醒，心里有數，對吹捧和咒罵，都有相當的免疫力。倘若當年他滿足于《我們的軍長》、《追趕隊伍的女兵》，原地踏步，繼續寫戰爭，沒有后來的京味小說系列，他就不會像今天這樣光彩奪目。從革命戰爭題材，一下子跳到滿清遺老們的悲歡離合，這一步，何其遙遠，何其艱難！但他走了，而且獲得了成功。他在《我的寫作生活》中說：“中國人愛隨大溜，而文學就決不能隨大溜。王蒙寫意識流被注意，我就決不能跟著寫。就算跟著寫有點模樣了，人家說‘鄧友梅不錯，寫得有點像王蒙了�！�我40多歲的人弄個像王蒙有什么勁？劉紹棠寫運河，我也不能跟著寫運河。我必須找一找哪些東西是他們沒有而我有的�！�我發現掌握北京語言，了解旗人生活狀態，和他們比是我的特長。我就試著用北京市民的心語言態描述北京人的故事，先試著寫了個《話說陶然亭》，發現反應甚佳。接著又寫了《尋訪畫兒韓》、《煙壺》、《那五》……”

　　他說：“我讀書時，以己之短比人之長，知道了自己的先天不足，避免走彎路。寫作時，以己之長比人之短，專找自己順手別人不太掌握的路子寫。雖然這朵花遠沒有人家的好看味香，可也算品種獨特。雖然不出色，卻也不與人重復，這樣在百花壇中才有存在的價值�！�

　　這是他的經驗之談，也是他的高明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