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從下江來——我的抗戰記憶(戴明賢)

　　(一)

　　適逢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一個抗戰時期的難民孤兒，帶著老伴、兒子、兒媳和孫子，重訪他出生與度過童年的貴州安順。他大名祝世安，小名毛毛，今年73歲；出生51天就沒了娘，由我母親撫養到11歲，1953年才由老家來人接回上海。我和弟妹與他們在貴陽見面，陪他們回安順重訪敝敗的故居。暌違62年，不僅父母輩盡都不在，同輩也七零八落了，他說的還是跟著我滾鐵環、放風箏、用簸箕捕麻雀�？谷諔馉幵谖液退�的童年記憶中，就是難民、歌聲和軍隊。

　　安順是當年西南大后方的一座小石頭城，沒有受到日寇鐵蹄的踐踏，沒有挨過日本飛機的轟炸。雜色斑駁的淪陷區難民群，絡繹不絕涌進來，給小城帶來前所未見的“繁榮”。白天，東街和南街的兩面街檐擺滿難民的舊貨攤：曠日持久的流亡使他們日益貧困，靠變賣衣物換口糧。傍晚，商店合鋪板，難民回寓所，五花八門的練攤絡繹登場，滿街飄浮著電石燈的臭氣。統稱 “耍把戲”或“賣打藥”，其實細類極多，九流三教、魚龍混雜。難民不論來自江南塞北，被一律稱為“下江人”。下江人把無數新事物帶入安順：從奇裝異服到自由戀愛，從新式婚禮到西洋魔術，全方位顛覆了這個封閉小石頭城的古色古香。

　　我第一次感覺到“日本兵殺來了”的震撼，是進入黔中附小一年級，在師生同樂會上，聽一個女生獨唱《松花江上》。她是隨家長逃難來的外省人，也就是三、四年級的年齡罷。開始唱得很動聽，隨即喉嚨哽咽，后來就號啕大哭，牽動許多師生，全場一片哭聲。不久，軍衣軍帽的職業演員“劇宣四隊”進入石城，與本地的 “抗戰戲劇歌詠團”、內遷的國立獸醫學校組建的“珠江音樂社”、黔江中學師生劇團、接踵而來的高博、杜雷等人的“新中國劇社”，加上一些流動過境的民間劇團，把敵愾同仇、抗戰救國的氛圍營造得如火如荼。劇宣四隊隸屬于周恩來的政治部第三廳，是中國共產黨直接領導的文藝宣傳隊。隊長舒模，演出節目中延安作品很多，如《黃河大合唱》《生產大合唱》《兄妹開荒》等等。

　　我大姐明端喜歡唱歌，四隊又借在她們縣女中，于是與這些文藝兵結下友誼，不久就把他們請到家里來作客了。我會唱許多抗戰歌曲，多是聽她唱聽會的，至今一句沒忘。

　　四隊來了不久，就在京戲園上演老舍、宋之的話劇《國家至上》，劇情是褊狹的民族主義情緒如何化為同仇敵愾的愛國主義力量。我原先只看過京戲，第一次看寫實手法的話劇，非常刺激。后來又看了《雷雨》《日出》《家》《桃李春風》《風雪夜歸人》《狂歡之夜》《密電碼》等，總有十多部罷。那時舞臺上的道具乃至服裝，都是借用現成的，拼拼湊湊。大幕拉開，一堂寫實摹真的布景顯現出來，場子里就像刮穿堂風一樣，掠過一陣贊嘆之聲。幕間換景的時間，長得夠睡一個小覺。后來到省城上中學，讀遍了圖書館里的話劇劇本，至今仍把劇本當小說讀，就是這時引起的興趣。

　　(二)

　　有兩家素昧平生的“下江人”，因國難而與我家結緣。

　　大姐明端的黔江小學班主任老師張惠，當時新婚不久，夫婿是中國銀行的主辦會計祝壽庭先生。小兩口都是江蘇人。忽一日，姐姐告訴母親，張老師生了個男孩，得了月子病，聽說很不輕。當晚母親就帶著兩個姐姐和我去探望。她住在西街中國銀行樓上的大房間里。室內一片白：被褥、枕頭、窗簾、桌布都是白的，像一間醫院的病房。張老師躺在一片雪白中，顯得頭發特別黑。她半坐半臥與母親說話，一直溫柔而憔悴地微笑。母親坐在床邊，同她小聲說了刻許鐘就起身告辭。走在石街上，母親嘆息說，產后寒！怕是留不住的客了�？蓱z年紀輕輕的，又逃難在外。這時街上黑沉沉的，透過鐘鼓樓門洞，東街那邊幾盞小攤上的油燈在黃黃地閃爍。當時的街景和想打冷噤打不出的感覺，至今清晰如在昨日。

　　張惠老師果然不治。大姐明端提出把娃娃接到我家撫養，母親同意了，她知道一個身在異鄉的男子不可能帶活嬰兒。明端帶著兩個女同學去到銀行宿會，抱起毛毛就走；一邊向追上來的毛毛爸爸解釋緣由。這個有趣場景是毛毛后來從他父親聽來，這次見面告訴我的。這樣，毛毛就與眾多的干兄干姐干妹們一起長大。我父親與祝先生也成了朋友。后來他奉調省城分行，只能在節假日來看毛毛。

　　在我家寄宿過另一位“下江人”：內遷的國立獸醫學校附屬醫院的張院長。張院長面麻，口音重，不知籍貫何地。夫人姓名我不知道，大家只稱張太，秀雅端莊，幾乎足不出戶，我們極少見到她。我父母有時去同他們聊聊天，聽聽京戲唱片。日本宣布投降，他們幾乎是第一批離開的。主客都有依依之感。張院長送了一套紫砂茶具給我父親留念，張太太送母親的是一只馬口鐵大餅干盒。張家夫婦的命運非常悲慘：在返鄉途中遭遇土匪搶劫，夫婦雙雙遇難。消息傳來，我父母嗟嘆不已。當時父親力勸他們待時局平穩一些再作歸計，無奈他們歸心似箭，孰料前途如此兇險。

　　明端還有兩位江南流亡同學，也在我家借住了很久。孤身學子無門路，兩人返鄉很晚。一個叫吳金龍，長得黑黑粗粗的。一位秀氣些，不記得姓名了。與我們同吃同住，對我母親“媽媽媽媽”叫得很親熱。臨別時，一再說道謝的話，掉淚。母親叮囑她們，到家就來個信，免得掛牽。一去之后，就無消息。

　　戰爭的主角是軍人，但安順離戰場遠，偶有銜枚過境的部隊，我們小孩也不知道。常見的兵是“第七榮譽軍人臨時教養院”的傷殘軍人。院長田玉璠是歷史學者，我們學校曾請他來作演講。大胖子，大紅臉盤。下軀癱瘓，坐著大涼轎，四個兵一直把他抬到旗臺前面，他就坐在藤涼轎里講學。講得滿臉大汗珠子，掏出雪白的大手巾滿臉擦。神情溫厚，很有點儒將風度�？谝粑覀冞�聽得懂。講的是劉備信任關張勝過諸葛亮，還有“宋太祖杯酒釋兵權”。

　　臨教院傷兵是小城一大公害，市民談虎色變，香煙攤小酒店更如鼠怕貓。買煙買食，不能提錢字，一提錢，掄起拐杖橫掃千軍。他們有時是蓄意尋釁，宣泄憤懣：同是為國致傷致殘，回到后方，官兵待遇天差地別，何況有些軍官根本是好胳膊好腿的，撫恤倒比真殘廢高，三妻四妾，淺斟低唱，想起來，真要“砍開脖頸才夠出氣”。奈何不了他們，就拿大頭百姓泄憤。

　　臨教院軍官里戲迷很多，有的還能粉墨登場，有一位娶幾個女戲子做姨太太，天天在家里唱戲。有一位干脆下海做底包。另一位則脫離軍籍，籌建京戲園子，遍邀名角來演出。有一位“劈紡皇后”曹麗君在安順亮相，三天打炮戲沒唱完就被警備司令蔡雨時娶為小星了。我上下學經過南街，就多次見到蔡司令胳臂掛著個嬌小柔媚的女子在石街中央威嚴踱步。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傷兵們也想天天看白戲。為此糾紛不斷，場內時常突發騷亂。戲園子既有軍方背景，就在最后一排設“彈壓席”，由保安司令部派兵持槍看戲，以示威懾。這辦法開始還奏效，但傷兵中也不乏不信邪的，常與守口的吵鬧廝打。積怨漸深，終于釀出一場真槍實彈的驚險爭斗。起因仍是常見的無票闖關之爭，一個傷兵狂怒之下，抱了挺沖鋒槍回來，對著戲園子亂掃射。這戲園子的結構是倒著修的，舞臺靠街面，池座在后面。傷兵掃射，首當其沖的是后臺的演員。當時的臺柱、著名紅生苗溪春先生，多年后向我講述了他親歷的這件事，猶有余悸。此事立刻轟動全城。后來由各方出面調停，最后由臨教院的軍官票友、姨太太票友與戲班合演了一臺戲，作為了結。大軸正是曹麗君與另一位戲子太太的《販馬記》，戲牌上的稱呼則是“蔡司令夫人”了。

　　(三)

　　壯懷激烈的抗戰場面，值得一說者有兩個。一是抗戰前期，一二一師、一零三師離安參加臺兒莊戰役，與安順父老壯別；暨云南龍云、盧漢派出滇軍六十軍、五十八軍參加抗日，由昆明出發，入黔經第一個大站安順。安順民眾在大十字鐘鼓樓東面搭建木臺，舉行迎送抗日將士大會，向滇軍戰士贈送毛巾、草鞋、肥皂、電筒等慰勞品。據親歷者回憶，安順縣參議會副議長韓云波代表民眾致詞，登臺揚聲道：將士們，我是個普通老百姓，我是個工人出身，今天我謹代表安順百姓向你們敬禮！隨即向臺下畢恭畢敬三鞠躬。臺下軍民熱烈鼓掌。接著說：我見到你們的英姿真高興，希望你們英勇殺敵，你們一定能夠把小日本趕出去！舉雙臂高呼：還我河山！臺下軍民振臂同呼。他接著說：小日本膏藥旗就像辣太陽，我們國家好像綠油油的禾苗，正當要出穗時候，烈日把我們的田水曬干了。將士們，你們從云南來，云南、云南，把云推上去，攔(南)住烈日，普降甘雨，我們一定要贏得一個好收成，打敗小日本！此時掌聲雷動，街巷共鳴，小城萬眾一心，激情激蕩。這位韓先生是我父親的摯友，我小時候對他很熟悉。

　　親歷的一次悲壯肅穆場面，是對抗日名將戴安瀾將軍靈柩的路祭。戴將軍率二百師入緬參戰，于1942年5月26日在緬甸茅邦村的野人山戰役，掩護英國盟軍撤退，壯烈殉國。靈柩從昆明方向運往省城，途經安順，安順百姓自發舉行了空前絕后的萬人路祭，從西門外(入境口)到東門外(出境口)，夾道肅立于香案果桌后，目送英靈。我們小學師生列隊于東門外公路邊，站了幾個小時，望著靈車遠遠而來，緩緩而去，一時間青煙裊裊，哭聲此起彼伏。戴將軍的陸軍第五軍二百師，曾駐扎安順數年。安順人提起戴師長，無不肅然起敬。戴師長是安徽蕪湖人，他的隊伍是當時中國罕有的機械化陸軍師。在桂南大會戰、昆侖關戰役建有殊功。1940年奉調貴州整訓待命。到石城后，司令部駐華嚴洞，官兵散住于南關鄉一帶。紀律嚴明，與地方相處融洽，為地方建設作了許多貢獻，如疏通貫城河、修路、為鄉民辦學校、挖井找水、免費治病、宣傳衛生知識等等。我上學下學經過南街，多次見到戴將軍。呢質軍服軍帽，背著手慢慢走，神態十分厚重穩健，還時不時與路人交談，非常的平易近人。舊時軍隊官兵，老百姓非常懼怕，敬而遠之，像戴師長這支部隊能令民眾感到可親，真是鳳毛麟角。

　　太平洋戰爭爆發，搶修中緬公路(所謂史迪威公路)，給小城帶來了美國兵。小城原也有外國人的，那是天主堂的修女和神父。美國兵大不一樣。他們蜂擁而來，小城立即熱鬧了許多。他們帶來了大量洋玩意：吉普車、短夾克、口香糖、沖鋒槍、駱駝牌香煙、各種戰地食品、大拇指加“頂好！”等等。老百姓管他們叫“美軍”，文一點叫“盟軍”。大隊美軍駐扎在北門飛機場，指揮部門的軍官借住在我們三一小學校舍。我們學校搬到縣參議會后園的幾幢舊木房上課。在我印象中，美國兵多是些活潑輕浮的小伙子，經常三五成群地找機會出來閑逛、獵奇，領略異域風情。雖然是“紅毛綠眼睛”，見慣也就不驚了，所到之處，每每引起小孩圍觀。那時市面上的美軍物資五花八門：彎頭手電筒、軍毯、大頭皮鞋、夾克衫、呢大衣、蚊帳、食品包，以及許多想都想不到的玩意兒。除了香煙和口香糖是花花綠綠的，其余全部草綠色(城居民干脆叫它“美軍色”)。都是大兵們偷偷賣出來的。大朋友谷哥告訴我，在他當店員的那個香煙店，時不時會趁夜色踅來一個美軍，進到店堂里，解開夾克衫，從腋下取出一條駱駝牌香煙，就著鈔票討價還價，成交后揣起錢立即離去。最多的一次，那人夾克里竟藏了三條煙。那時候滿街都是駱駝牌，還有“紅吉士”、“白吉士”，最好的據說是“紅雙獅”，桿很長。

　　隨著中緬公路的進展，小城經常有美軍車隊過街，從東門進城，經東大街、鐘鼓樓、西大街，出西門過兩可間、花牌坊一帶逶迤而去，直奔云南。每次經過，必引起行人佇觀。如碰著趕場，萬眾夾道，只空出夠汽車前進的一條人胡同。最壯觀的一次，足足有七八十輛大小越野車，前面的車輛已越過鐘鼓樓向西街去了若干輛了，東門方向還像一長隊怪蟲，無窮無盡地踽踽而來。事后，居民們津津有味地議論了許多時候，并引出種種分歧、爭論和見證。有一次一輛白色小吉普在多輛普通吉普簇擁下，從省城方向(東門)進城，在我家隔壁內國際餐廳門口停下用餐。我看見白吉普和前后幾輛車伸出顫巍巍的細桿，頂上有風車葉似的薄片，后來聽說是掃雷器。那輛主車白得耀眼，車主的身份肯定很高，有人猜是魏德邁。

　　(四)

　　日本飛機轟炸是大后方第一災難。但安順的躲警報總是有驚無險。安順人真正感受到戰爭的威懾，是1944年冬。日寇一支部隊由廣西北上，攻入貴州南端的獨山縣，這消息對一向以“福地”自許的安順人，不啻一場地震。城民們發現，那些常受憐憫的“下江人”(即難民)的悲慘命運，一夜之間罩在了自己頭上。短短幾天里，傳聞蜂起，人心惶惶。我上學下學，也能感到街上異樣的氛圍。忽然一天，母親宣布要帶著我們去鄉下住些日子，父親留守觀察。去的是遠郊郭家屯的吳家。兩家本無戚誼，也無交往，是親友間接介紹去的。那個冬天非常冷，泡冬的水田結成很厚冰殼，我們在上面滑冰，不斷跌倒，把冰面坐出縱橫的裂紋。我大姐二姐成天在吳家新媳婦范三姐屋里唱歌，一唱半天不知疲倦。我們借住吳家，原不知會住多久，鍋瓢碗盞米油豆類準備了一大堆。但新鮮勁還沒淡，家里的挑水工劉大哥忽然來接我們回家了，說是日本兵已退出貴州境。于是我們又恢復了老秩序：假期結束，開學報到，每天經過“下江人”的地攤長蛇陣上學放學，回家吃飯睡覺做作業。

　　1945年元旦，劇宣四隊演出《新年大合唱》，“我們歡唱三十四年新年歌，恭祝大家健康多！有氣有力多生產，不怕肚子吃不飽……”，鑼鼓喧天，耍獅、舞龍、秧歌、腰鼓，最后放大紅色的螞蚱炮，氣氛非常熱烈。熱鬧一番，復歸平淡。暑假過了又開學。

　　剛開學不久，冷不防日本投降的消息從天上掉下來。沒一個人有思想準備。真是天上掉餡餅，而且是個天大的餡餅！

　　日本投降消息傳來那幾天，小城四條大街人流洶涌，爆仗聲此起彼伏，連只有過年才上市的黃煙、噓花也趕制出來放，擠不動的人群也不躲閃。接著，連暌別多年的“煙火架”，也隆重燃放于小十字川戲園，一連呈現了幾出老戲場景。駐扎在北門飛機場的美國大兵也開著十輪大卡車來參加狂歡，人群中高聳聳地浮動著草綠色的船形帽。同德商號店員谷受璋扎了一只很大的彩燈：中美英蘇(當時所謂“四強”)國旗并列在一個代表勝利的“V”字上。這盞燈掛在一商號二樓窗外，晚上燈里的“輕磅電燈”(110伏)一亮，把四周照得通明，引來越集越多的市民聚觀，加上美軍卡車，堵斷了大半條街。店里怕人多出事，把閘拉了，黑暗中更是一片騷動喧嚷，嚇得又把燈開亮，直至觀眾看夠了，逐漸散去，才關燈睡覺。

　　涕泗汍瀾的狂歡之后，激流猛退�！跋陆�人”蜂擁而來，蜂擁而去。舒模和他的唱歌兵們也不在了。走了。消失了。我的小城像一只飽滿的氣球被錐了個口，急速干癟下來。上學放學，石街格外冷清。我那份惆悵��！

　　(五)

　　抗戰勝利，祝先生隨銀行復員上海，毛毛仍留在我家。次年新年，從上海寄來一大包年糕之類的江南食品。五十年代初，我父親參加昆筑工商界參觀團，在上海與祝先生見過面。后來運動頻仍，就失掉了聯系。毛毛跟我妹妹們一起長大，11歲隨老家委托的專人回上海，此后再無音信。1978年，我出差去上海，從公安戶籍處查得祝家住址，居然找到，但只見到毛毛的異母妹妹，祝先生去北京出差了，毛毛也在一個市屬縣的農機部門工作。前年我忽然接到一個電話，一聲“明賢大哥呀，我是毛毛呀！”真教人百感交集。原來是他兒子永宗從網上讀到我寫的一篇《下江人》，輾轉詢問到我家的電話，把這根斷了62年的線接了起來。他告訴我，父親謝世多年了，叔叔壽康還健在，94歲，還能每天上下六樓，做各種雜事。壽康先生當年是內遷中學的學生，來看望哥哥和毛毛時也住在我家，我們叫他祝二叔。后來考取中央大學，勝利后隨校復員回南京�；謴吐撓岛�，他給我寫來長信，蠅頭小字很秀麗，舊事記得清清楚楚，思路非常清晰。

　　這次見面，兩家的下一代傾蓋如故。永宗說他和妻子都在南京鋼廠工作，很忙，員工極少因私事請假的，要請也不會準的；但這次他提出來要請一次“尋親之旅，感恩之旅”，立刻同意了。毛毛說，他1988年出差來過貴陽，也去找過老家，但因記憶模糊沒有找到。我們聽了大嗟嘆！那正是我母親去世的前一年，如果那次找到了，還能見到一面。臨歧依依，留下經常聯系、明夏再見的約定。

　　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我們這代人刻骨銘心的抗戰記憶，在年輕人像是傳說了。許多許多一起經歷過抗戰的人不在了。但劇宣四隊音樂人草田離開安順時，贈給我大姐的袁水拍譯詩集《我的心呀在高原》，還立在我的書架上。那些抗戰抒情歌曲，如影隨形地伴了我一生，至今還常常哼唱。

　　乙未立秋日草竟

　　(作者曾任貴州省書協主席、貴州省作協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