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非：最好的作品永遠在創作中(陳華文)

　

　

　　他被譽為中國先鋒小說的代表人物，他的創作總是求新求變，不斷實現自我超越。他的作品《江南三部曲》，不久前獲得第九屆茅盾文學獎。這是他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醞釀構思，到2011年完成的系列長篇小說。他就是著名作家、清華大學教授格非。

　　中國先鋒作家的代表

　　“格非”是筆名，真實姓名為劉勇。1964年，他出生在江蘇丹徒縣農村。少年時期，他是個老實、靦腆、與世無爭的孩子。在父母眼里，他比較內向，不愛說話，甚至有些沉默寡言。1981年，他考取上海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

　　剛上大學時，格非并不太習慣城市的生活，他無數次想著回到家鄉。他懷想爬葡萄藤蔓的茅屋，思念清晨被啼鳥喚醒的光陰。為了緩解思鄉之情，他常常閱讀沈從文的作品，試圖從中尋找對于故鄉相同的慰藉。同時，他還讀里爾克、蒂里希等外國作家的作品排憂解悶。長年的閱讀使他不僅逐漸擺脫了思鄉之苦，而且逐漸愛上了文學，逐漸形成了自己的文學審美偏好。

　　上世紀80年代，熱愛文學的氛圍在大學校園尤為濃厚。當時校園里活躍著各種文學社團，格非也參與其中，和同學們一起探討詩歌、小說以及各種文學現象。有時候，他們為了文章中的某個用詞，會通宵達旦進行辯論。多年過去后，格非還經常懷念爭得面紅耳赤的場景。正是在這種氛圍里，格非才嘗試文學創作。

　　1984年，格非和同學到浙江去進行方言調查�！按蚯罢尽钡乃�，在火車上為了打發無聊的時間，在綠皮小本上完成一篇名為《追憶烏攸先生》的短篇小說。當時，他沒有想到投稿和發表，完全是自我消遣。幾個月后，《中國》雜志的編輯王中忱在華東師范大學召集文學座談會，格非很羞澀地拿出這篇小說，豈料王中忱特別賞識。不久后，他的小說處女作在《中國》雜志發表。格非萬萬沒有料到，隨手寫的小說竟然也能發表，這給他后來的創作帶來無盡的動力。

　　格非大學畢業后留校任教。工作之余，他把大量時間花在小說創作中。自從小說處女作發表之后，他先后在《收獲》《鐘山》《上海文學》《人民文學》《北京文學》等大型文學期刊發表小說。其中，《迷舟》《褐色鳥群》等小說使他一舉成名�！睹灾邸芬浴皵⑹隹杖薄甭劽�于先鋒作家之中，而《褐色鳥群》曾被視為當代中國最玄奧的小說，是人們談論先鋒文學時必提的作品。

　　上世紀90年代后，格非在小說創作領域已經卓有成就，他和余華、北村、馬原等人，被譽為中國先鋒作家的代表。格非在從事教學與創作的同時，還攻讀文學碩士、博士學位。攻讀文學博士那幾年，他幾乎停止了創作，在文學理論的世界里神思、遨游。2000年，他憑著論文《廢名的意義》，獲得博士學位。隨即，他離開了求學、工作近20年的上海，轉戰北京，來到清華大學中文系擔任教授。

　　格非的小說創作從來都不對現實生活進行簡單的描摹，他對所謂的種種技巧和模式也沒有興趣，而傾向于對小說思想性和文本結構的探索。調入清華大學前夕，他在《收獲》雜志發表了首部長篇小說《敵人》。小說發表后，被評論家稱為“當代中國第一部真正的神秘小說”。

　　在小說創作中，格非從來都不循規蹈矩，總是求新求變，敢于向自己挑戰。繼《敵人》之后，他又創作了長篇小說《邊緣》《欲望的旗幟》。尤其是《欲望的旗幟》，是他第一部關于當代題材的小說。

　　潛心創作《江南三部曲》

　　2003年，格非動筆創作“江南三部曲”長篇小說中的第一部《人面桃花》，這是他以獨特的歷史觀并結合生命想象精心營構出的力作。該小說有別于格非前期的“先鋒”風格，致力于更樸素、更寧靜、更溫婉、更細膩地去闡釋人生。在對逝去記憶和歷史場景的呈現里，講述了中國近現代歷史演進中鄉村女子秀米如何輾轉奮爭于烏托邦理想建構的身心歷程及其傳奇故事。不難看出，格非意在將一個女子的命運與近代中國的厚重歷史交織在一起，通過簡單寫出復雜，通過清晰描述混亂，通過寫實達到寓言的高度。

　　《人面桃花》的歷史背景是1949年之前，而到了“三部曲”的第二部《山河入夢》，故事的時間背景則為1952年—1962年間的江南農村。小說主要講述了女主人公姚佩佩遭遇家庭變故從上海來到梅城，并與梅城縣縣長譚功達之間發生的一段難以示人的愛情。這部作品發表之后，莫言曾經有過高度評價：“這是一部繼承了《紅樓夢》的小說，書中主人公譚功達就是現實的賈寶玉�！�

　　在出版了這兩部長篇小說后，格非寫作的步伐明顯慢了下來。經過幾年的沉淀之后，他于2011年完成了“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春盡江南》。該小說講述了一對漸入中年的夫妻及其周邊一群人近20年的人生際遇和精神求索，借以透視時代巨變面臨的各種問題，解讀時代精神疼痛的癥結。小說主體故事的時間跨度盡管只有1年，而敘述所覆蓋的時間長度卻是整整20年！

　　《江南三部曲》從構思、寫作到最終完成，真正可謂“十年磨一劍”。上海文藝出版社在“三部曲”集結出版時要起一個系列名，起初格非定名為《人面桃花三部曲》，最后以《江南三部曲》一錘定音。

　　格非作為學者型的作家，對待文學的態度是嚴肅的。關于文學的經典性問題，他認為：歷史上所有偉大的作家無非兩種，一種是開風氣之先，另一種是挽救風氣。沒有狂放之氣的作家，最后只能寫出平庸的作品，成不了好作家。他繼而反思：中國正處于一個巨大轉折時期，為什么沒有出狄更斯、司湯達這樣反映社會深刻變革的大作家，反而出現了一些所謂的暢銷書和文化商人？

　　事實上，格非始終在朝著文學的經典性目標努力。他堅持用規范、純正的漢語寫作，立足于語詞本身的豐富性，以繁復、深邃、多層面的敘述保證意義的儲留。隨著年歲增長，他意識到中國古典文學傳統的價值，作為漢語作家應該從傳統文學中充分吸收營養。對于曹雪芹和魯迅的作品，他反復閱讀、推崇備至。

　　除了讀書和寫作，格非最大的習慣就是思考。他認為：從根本上講，作家和哲學家一樣，在認識世界時，哲學家使用的是邏輯性的、陳述性的方法；作家使用的是打比方、講故事的方式，是具體的形象。在人生多種可能性的選擇中，格非最終選擇了文學。他一直強調好的文學一定要有陌生化的效果，如果文學不能超出普通人的預想、和日常生活完全一致，那文學就沒有存在的價值。

　　在當代著名作家中，格非小說創作的數量不是最多的，但每部作品發表后總是能在文壇引起不小的反響。除了獲得茅盾文學獎，他還獲得過魯迅文學獎、老舍文學獎、華語文學傳媒大獎、鼎鈞雙年文學獎等重要獎項。此外，許多作品被翻譯成外文在海外出版。對于目前的文學成就，他并不滿足。在他看來，最好的作品永遠都在創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