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介入性”與詩歌“海綿體”(陳仲義)

　　杜甫對庶民、黎元、百姓的體恤體現了所謂的人民性，用現代話語說，含納了諸如憂患意識、悲憫意識、正義感、同情心、人性關懷等等。其中突出的一點是對現實社會的強烈“介入性”，轉換為當下話語，不外是關心民瘼、心系草根、為民請愿、呼喚公理。我們不能苛求他的歷史局限性，我們承傳的是那個巨大文化符號下的詩歌精神與詩歌品質。

　　杜甫的文化遺產還有兩個亮點，一是無論在內心的自我挖掘還是在反映客觀現實，都達到空前豐富的程度，二是在個人倫理情操上詩品與人品也達到高度統一。

　　不幸的是，2012年三月底，網上瘋搞杜甫，多數人反感。但只要換個角度解讀，我們就能夠從中體會到其人民性、介入性在當下的巧妙“利用”，某種程度是一種“借尸還魂”，這種帶有現代調侃的“還魂”：杜甫很忙——忙于拆遷土地、忙于礦難處理、忙于抑制物價……杜甫無所不能、無所不及的“救火”行動，充分反映了在他身上寄托的民眾意愿。這種歷史的、反諷性回響，恰恰證明所謂的人民性、介入性(或干預性)非但不過時，而且“長生不老”。

　　二

　　以現代的眼光打量，介入性所體現的詩歌與公共領域的關系，大抵涉及四個層面：歷史、時代、社會和日常生活。詩歌與公共性的狀態保持著一種張力。通常情況下，當時代的強音席卷一切，詩歌作為人類義不容辭的戰鼓、號角首當其沖，不可阻擋；當社會的動蕩、變革上升為主潮和人心向背，詩歌不可能流連于花前月下而不變身為旗幟、炸彈；現實的巨大苦難、災難，需要尋求精神助力，詩歌作為神祇的宣喻、療救與慰藉，當仁不讓；而一旦日常生活覆蓋大部分領域，詩歌關注自我心靈的秘密顫動，也成了無可厚非的常識。

　　但是，我們不能排除更多間接的、隱匿性的介入方式。它們倚重美學，淡化赤裸的意識形態，擁有更持久的生命力。

　　20世紀80年代，梁小斌曾講過一段話，大意是：一條藍色的手絹從二樓的陽臺上飄落下來，意義也是重大的。這句話當年引起極大震動，在主旋律占絕對上風的情況下遭到許多人反對。這句話實質上提出了如何處理重題材與輕題材、個人與時代、私密性與公共性的關系，實際上也是如何藝術地處理介入問題。今天，我們再一次回到老問題(當然不是原地踏步)——也是再一次對放棄“寫什么”而轉為專注“怎么寫”的肯定。

　　怎么把《一條藍色的手絹，從二樓的陽臺上飄落下來》處理成與時代、歷史、社會有關聯呢？過去可能直接詠嘆、吶喊、憤怒、控訴，現在可能委婉曲折多了。

　　如果我來處理，第一，我可能調動一次“文革”經歷，將藍手絹喻指為一個老教師的墜樓，由此追問“文革”的暴力。第二，盡管藍手絹的飄落軌跡呈現上下飄搖、左右起伏、迂回曲折的緩慢行程，但我可能通過幻覺將它處理成一次自由落體運動，作為20世紀80年代思想解放軌跡的寫照。第三，我可以把藍手絹處理成初戀的信物，一開始雖進入私密領域，但又迅速地出乎其外——比如將手絹沾點“血統論”之類的淚痕漬跡，不也可以從個人的隱秘私情迅速提領到公共領域嗎？

　　這條輕飄飄的藍手絹，對于多年不寫詩的我，尚可引發上述眾多與公共性有關的構想、臆想，那么對于思如泉涌的詩人們，自不在話下。我的意思是，一條小小的手絹，一件微不足道的物品，一個不經意間的細節，只要聽從內心召喚，結合個人的經驗體驗，必定會在詩人視野、胸襟、眼光、修為、語言個性的綜合合力下，煥發出遠比純私人化豐富得多的光彩，或者直接出示，或者含沙射影，或者諱莫如深。毫不夸張地說，纖細的藍手絹完全可以見縫插針般進入任何角落、進入任何公共事件、公共領域，藍手絹的私密性瞬間可以轉移為族譜上的一份刀光劍影、地域版圖上的一次氣壯山河、晴雨表上的一回輕輕波動，問題取決于你如何“詩想”。

　　比如對于有苦難情結的朵漁來說，他可能會處理成：“今晚，放飛這條藍色的手絹，是輕浮的”——這與他一貫堅持詩歌的社會倫理學是完全一致的；比如梁小斌，他會不會重返當年的童真：“媽媽，我要用藍色的手絹，擦拭雪白的墻”——在日常生活細節中，他曾經非常虔誠地維系某種神性關懷；而梁曉明掏出溫柔的手絹，可能就是掏出他犀利的《刀子》，手掌在它的上面摩挲著，痛苦著。手絹不再是象牙塔、裝飾品，而是“對準時代的美德和胸膛”；而葉舟會豪邁地唱起：“我的藍手絹、我的羊皮筏”——藍手絹變成一只羊皮筏，載著黃河、載著甘南草原和羊群，薄薄的絲織品頓時有了歷史的厚重；藍手絹在西川的詞典里，是與致敬、厄運、鷹的對視、與白天鵝、蝙蝠、博物館、避雷針同等分量；藍手絹在夢亦非的長詩《蒼涼歸途》是否可以處理成類似神話中的銅鼓、圖騰，或洪水、災難的象征？

　　我這樣憑空抓瞎，主要為說明，公共領域與詩歌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系，其間的介入、傳達方式千姿百態。任何細微的東西，都是公共領域發言的契機。重要的不是“是”，而是“何以是”。從寫作學角度說，寫什么其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寫，究竟寫出了什么。再比如現在我手邊這只茶杯碎了，與汶川大地震那座六層樓的坍塌相比，簡直輕若鴻毛，微不足道。100個人趨之若鶩地來寫大樓的倒塌，可能沒有一首是出眾的，但偏偏有一個人處理手上的碎玻璃杯，能直抵靈魂里的穿刺、滴血，他能從尖利、棱角、迸裂、散光中窺見出時代與生活的某些碎影，你能說它重量小于六層鋼筋混凝土嗎？關鍵還在于，你在渺小的對象上能否挖掘到與你心靈存在的某一深刻的契合點。我的意思是，任何不起眼的題材、哪怕小不丁點的語詞、平凡得不能平凡的語象，遺失的細節，在通向公共領域的“介入”道口上，是不應該存在任何隔絕的。只要有公共意識、擔待責任和慧心，再陌生和遙遠的事物，也會乖乖成為詩人筆下被調遣的“錫兵”，完成一次次英勇的生活進行曲。

　　三

　　所以不能狹隘理解介入性，以為只有直接、強烈、對稱、即時即刻，才是它的“本分”。古代由于文體匱缺，詩歌充當奏折、告示的功能不在少數�！芭d觀群怨”的巨大社會功能主要由詩歌一手承擔�，F代則大不一樣了。所謂介入性其實已經由其他文體分擔：新聞、通訊、報道、報告文學、雜文、評論，以及相應直觀圖片、影像，它們的屬性遠比詩歌來得直接、直觀、犀利。

　　但并不是說，詩歌就可以徹底交班了，詩歌依然存在在公共領域如何“發聲”的問題：如何掌控音量、如何調節音質、如何“偽裝”音色。

　　現在，我們轉換一個新角度來看介入性�，F代意義的介入性，本質上是如何處理詞與物的關系，即及物與不及物的關系。眾所周知，詞的詩意放大便成詩文本，物的放大是大千世界。假如把放大的詞——文本，再次比喻為杯子，其難度就有如繆斯命令我們，用最小的篇幅去裝載最多的內容，即用最少的容積去裝載最大的世界。毫無疑問，初學者的杯子只能裝半瓶水，小詩人的杯子裝兩桶水，優秀詩人裝蓄水池、游泳池，大詩人杜甫裝整個太平洋。

　　如果杯子是瓷、玻璃、不銹鋼制成的，因缺乏彈性、伸縮度，死守一對一的嚴格反映觀念，恐怕只能裝上常規的幾百毫升水。勇敢一點的，可以用氫氣球這樣的容器，但要冒著薄壁易破的風險。如果是用橡皮、硅膠、甚至納米技術，容量肯定大大擴充。如果再改用海綿體材質——用海綿體本身代替容器——制造“沒有空間的杯子”，使得海綿體(文本)本身成為容器，擁有超強吸附性，幾乎可以吸附任何的水質，那么情況就可能大大改觀了。這樣的海綿體，完全可以吸附斯德哥爾摩的月光(李笠)、阿姆斯特丹屋頂上的蝸牛(多多)、吸附鄂爾多斯風暴(沈葦)、“泥濘中的雪”(王家新)，以及�？说摹笆簹だ伞�、爾雅的“合唱團的螞蟻”。

　　讓我們嘗試一種海綿體詩歌。

　　(作者為廈門城市學院人文學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