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輝英,一個來自北國的文壇才子,當歷史需要他的時候,他自覺擔負起了救亡使命。即便是在人生的后半段,這個從冰天雪地里走出的東北人,在濕熱的東方島嶼香港依舊沒有忘記故鄉,仍然用一支筆,力所能及地創作抗戰文學,堅定不移地反映抗戰這一主題。
以筆為戈,筆耕不輟,他始終不渝地行使著時代賦予他的使命。
在吉林省永吉縣大金家屯,李輝英曾在這里度過了青少年時期。故鄉的山山水水,風土人情,無不催生塑造著他的精神風貌和個性特質。1927年,16歲的李輝英考入了上海私立立達學園高中部,兩年后,他進入了上海中國公學大學部中文系學習!熬拧ひ话恕笔伦冎,他還是個沉醉于文學名著、寫小說、搞翻譯、創雜志的活躍文學青年,然而消息傳到上海,李輝英悲慟萬分,家鄉如今已盡在日本人的蹂躪之下。李輝英隨即參加了上海人民反日大示威。
多年來的文學基礎,加上時事的激發,李輝英將滿腔愛國熱情投諸到了文學創作中,用手中的筆當作戰場上的槍。1932年1月,他第一篇抗日題材短篇小說《最后一課》在丁玲主編的左聯雜志《北斗》上發表。這一年,他剛剛21歲。
《最后一課》與1912年首次翻譯到中國的阿爾豐斯·都德的小說同名。較為不同是,李輝英故事中的氛圍已經有了肅殺冷峻之感,故事的發生發展已經不局限于課堂上,那位與在都德作品中喊出“法語是世界上最美的語言”類似的老師并未在李輝英的作品中直接現身,卻影響了整個故事的發展脈絡。李輝英的作品卻也因說教意味較為濃厚而沒有成為如都德同名小說那樣的傳世精品,但這種開拓性和熱忱卻不由得讓人肅然起敬。李輝英隨后又以驚人的毅力和才華在短短八十天時間里創作出了抗戰題材的長篇小說《萬寶山》,這比起《八月的鄉村》、《生死場》問世要早一、二年之多,堪稱東北抗戰文學的先聲。
在《三十年代初期文壇二三事》一書中有這樣一段作家自述:“個人身為東北人,對于東北的淪陷,不能熟視無睹。別人可以不要東北,東北人可不能袖手……作為生養在東北大地上的一份子,我不能放棄任何可以打擊敵人的具體行動。執干戈以衛社稷,屬于兵哲人的職責,我非武人,但因報國不容袖手,于是聯想到縱然不能真刀真槍與倭寇拼個你死我活,目前應以手中掌握的一支筆,橫掃妖氛,取得最后的勝利大有必要!
李輝英的前半生似乎總是離不開時代、政治賦予他的使命,他后來又創作出反映抗日題材的長篇小說《松花江上》,即便是人生的后四十年,深處香港一隅,李輝英依舊沒有放下手中的利刃——筆。他繼續以一己之力承接自己對抗戰文學的反思和審視,完成了抗戰三部曲:《霧都》、《人間》、《前方》,其后期作品的思想性和藝術性的成就已經更為突出。
李輝英不僅僅是個以筆為戈的斗士,同時也是一名學識淵博的學者。他甚至編撰出《中國現代文學史》,這在香港文壇上,頗具有拓荒意義。至于散文也寫得恰到好處,如那篇常常作為中學語文閱讀理解的《故鄉的山梨》,文辭優美,情感細膩,對黑土地的熱愛又是何等熾烈:“故鄉使你留戀的地方太多了,一座山,一叢林,一條小溪,甚而是一些荒墳,都會給你留下親切的影子;故鄉使你回憶的事物也太多了,某個鄉紳怎樣抽大煙,邁方步……也全是叫人偶一回憶起來就像些活動影片似的給你輪演一回!
這樣一位兼具作家、學者雙重身份的李輝英,無疑不應該被淡忘甚至忽略。尤其是他以筆為戈,堅守的那份愛國情懷,時至今日仍能讓人動容和尊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