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文學守望終生(陳德宏)

　　2015年7月14日上午11時，為文學守望終生的老詩人楊文林的心臟在北京中醫藥大學東方醫院停止了跳動。

　　他走得太突然，突然得毫無征兆，因此我也毫無思想準備。在他入院搶救的前3天，我給他打電話，他還聲音洪亮，底氣很足，談笑風生，怎么說走就走了呢？人的生命真的如此脆弱嗎？

　　電話中我告訴他，顧驤的小女兒顧蘋在中國作協領導的支持下，計劃出一本紀念顧驤的文集，讓我代她約稿，請顧驤的老戰友、老同事、老朋友撰寫文章，寄托哀思。他是我第一個考慮約稿的人。他有些猶豫，說近來很難集中精力。最終他還是同意寫稿，不過提出了兩個條件：一是時間上要寬限，二是回蘭州再動筆。我知道，不是我說服了他，是顧驤同他數十年的友誼感動了他。他說，1985年夏，到新疆伊犁參加“西部文學研討會”，會后他同顧驤等五六位好友，在陳伯中、都幸福陪同下，遍游南疆，登帕米爾高原，直至中巴邊界處的紅旗拉甫山口。

　　我還勸他別回蘭州，我說，你大兒子在德國，小兒子在蘭州，兩個女兒在北京，養老還有比跟女兒在一起更好的嗎？女兒是父母的小棉襖��！他還是執意要回。他說，甘肅是我的出生地，也是我學習、成長、工作了一輩子的地方，回到蘭州我就感到舒服。為了強調他回蘭州的決心，還吟誦了兩句古詩：京城雖云樂，不如早還鄉。接著便是朗朗的笑聲。

　　葉落歸根——回想起來，難道這就是老詩人給我的暗示嗎？

　　4年前，《楊文林詩文集》詩歌卷《北草南花》及散文卷《隴頭水泊》出版，恰逢老詩人80壽誕，我寫下了如下一段文字：

　　“這哪里是普通的詩文集��！它分明是楊文林一個甲子的文學情緣，是他汗水、心血與智慧的結晶，是他文學圓夢的記載與見證，質言之是他生命的光焰�！�

　　沒錯，楊文林是視文學為生命的，這兩本集子的成書過程，就足以成為鮮明的例證。就詩文集的素材而言，是他數十年的生活積累，而寫作成書卻是近10年的事。也就是說真正把素材及“半成品”加工提煉成作品，是在他脫離開紛繁的文學領導崗位之后才動手完成的。此時正是他年屆古稀至年逾古稀的人生階段。對一般人而言，這正是含飴弄孫、安度晚年、享受天倫之樂的“收官”階段，而他卻為圓文學夢，依然青燈伏案，孜孜以求。此情此景，不禁令人肅然起敬！

　　楊文林所鐘愛的文學創作，幾乎被他所竭誠投入的卓有成效的文學組織活動及編輯工作所淹沒。對于80歲時出的這兩本詩文集，他深感欣慰，笑言是他人生中的文學補課，是補交的“拉下的作業”。

　　楊文林與文學一生有緣，早在1948年不滿17歲的楊文林就在蘭州的《民國日報》與《和平日報》上分別發表了他的詩歌與散文的處女作；之后，他于1949年8月，參加了集結于他家鄉臨洮準備解放蘭州的第一野戰軍。那時的部隊，中學生即是文化人，何況還有作品發表。經過短暫的培訓，他成為部隊的新聞及文化工作者。由于他的勤奮，在上世紀50年代初，不斷有詩作在全國性報刊發表，成為小荷漸露尖尖角的軍旅詩人，受到詩壇矚目，特別是受到李季、聞捷的青睞。李季、聞捷來甘肅文壇主政，動員他轉業來《飛天》(當時刊名為《紅旗手》)，實現了他由楊中尉(軍銜)到楊主任(編輯部)的轉身。從此，在甘肅文壇風風雨雨耕耘數十年。

　　對甘肅當代文學60余年的發展與繁榮的貢獻而言，愚以為楊文林不僅是功不可沒，而且是居功至偉。

　　首先，他是貫穿甘肅當代文學迄今為止60余年的人物，是甘肅當代文學自始至今的參與者、創造者、親歷者及見證者。概而言之，他是甘肅文學60余年的活字典、活檔案、活化石。說起甘肅不同時期文學發展的狀況及其代表作家、代表作品，他滔滔不絕，如數家珍。

　　其次，甘肅有一個獨異于其他省的情況：先有文學刊物，后有文聯作協。甘肅的《飛天》(其前身為《甘肅文學》《隴花》《紅旗手》《甘肅文藝》)創刊于1950年8月，而甘肅文聯成立于1955，甘肅作協成立于1958年�！拔母铩逼陂g，文藝界成為重災區——作家被批判，機構被撤銷，隊伍被沖散。是楊文林審時度勢，以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30周年為契機，招集舊部，辦筆會，研討紀念，創作作品，終使《飛天》恢復出刊，成為“文革”期間省級文學期刊復刊的報春鳥，為數年后甘肅文聯作協的恢復打好了基礎，儲備了人才，積累了經驗。而楊文林與《飛天》的情緣也已風雨同舟逾半個多世紀了�；仡櫄v史不難發現，甘肅文聯及作協，無論“文革”前，還是“文革”后，都是以《飛天》為基礎成立、恢復、發展起來的。因此，稱楊文林為甘肅當代文學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的人物，并非過譽。在歷屆甘肅文聯及其12個文藝家協會中，出自《飛天》的主席、副主席達二三十人，大家戲稱《飛天》是甘肅文藝界的“黃埔軍�！�，每談及此，楊文林及《飛天》同仁都充滿了驕傲與自豪。

　　再次，在新時期的前10年——整個上世紀80年代，楊文林是甘肅文壇最忙碌的人物。他是省文聯黨組成員、副主席，省作協副主席，中國作協理事(今日之全委會委員)，《飛天》主編。我曾對文友戲言，斯時的楊文林“炙手可熱”“權傾一時”。這話雖系玩笑，但也確實較為形象生動地反映了當時的狀況及楊文林在甘肅文藝界舉足輕重的地位及影響。好在那時是文學的黃金時代，大家的心思都用在了文藝的事業發展上，沒有人說他“擅權”，也沒有人指責他“僭越”，大家遵循的原則只有四個字：能者多勞。

　　正是斯時甘肅文聯領導班子的團結和諧及全省文藝界的上下齊心、奮發努力，使原本處于邊緣狀態的甘肅的文學藝術，得以蓬勃發展，獨樹一幟，以其鮮明而強烈的個性匯入全國文學藝術的主流。全國第一家省級文藝理論刊物的創刊及其訂量的日增，影響力的不斷擴大；《飛天》由形式到內容的全面改造升級，由一個默默無聞的地方刊物升華到具有全國影響的大型文學月刊；直擊熱點，追蹤流變，各種全國性的筆會、詩會、研討會接連不斷，令人目不暇接，受到全國文藝界的矚目與好評。

　　斯人已逝，風范長存。

　　在獲悉老詩人仙逝的第一時間，我撰寫了一副挽聯，為亦師亦友亦領導的老詩人楊文林送行，祝他前往天國一路走好——

　　攜筆從戎金剛烈火飛天嫁衣文壇守望潤物無聲六十載，

　　老樹根深蒼龍行雨北草南花隴頭水泊庾信文章晚更成；

　　——坦蕩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