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新一代的抗日題材小說(陳沖)

——《一座塔》的意義和意味

　　一

　　劉建東的長篇小說《一座塔》出版于2012年底。書的封底頁上，印有“著名評論家、《人民文學》主編”施戰軍的評語：“作為刻骨銘心的文本，它定將不可搖撼地嵌入中國文學史�！笨墒撬�出版之后，沒有人為它“運作”，所以也未能“好評如潮”。當然，這并不等于批評界不看好它，只能說批評界還沒機會看見它。在一再強調“批評的有效性”的今天，想象某位批評家自掏腰包從書店買回一部《一座塔》，披閱之后或擊節贊嘆，或大為燒腦，純屬在講山海經。兩年半過去了，它不僅沒有被人們記住，反倒正在被人們淡忘。

　　不算中短篇，從2002年的《全家�！烽_始，《一座塔》已經是劉建東的第四部長篇了。不過說句公道話，劉建東的作品雖然并不是很難讀，但批評起來確實特燒腦，尤其是對于學院派批評來說，往往不得其解。舉個小例子吧。劉建東的許多小說里都有一個“我”，而這個“我”讓許多批評家倍感困惑�！缎≌f修辭學》里講了那么多敘述理論，卻沒講到過這種“我”到底是個什么角色。它既不是小說故事中的一個人物，也不是故事的敘述者，它往往只是在我們幾乎忘記小說里還有一個“我”的時候才短暫地出來一下，隨即又悄然隱去。既有的文學理論解釋不了它存在的理由，卻又沒有哪個批評家敢直說它應該去掉。張曉琴就被它搞迷糊了，以至《羽翼》一文在論及《一座塔》的敘事時，竟從小說文本中分解出五個“敘述視角”來，而“我”是其中之一�？墒窃趯嶋H文本中，整個故事中沒有任何一段完整的情節是由“我”講述的。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可以把《羽翼》看成一篇范文，去了解學院派批評的長處和短處。它聚精匯神地解決一個問題，卻完全不管“下一個問題”。即如這篇文章，旁征博引，很雄辯地論述并證明了“劉建東的小說是一種先鋒精神的踐行”，但實際上這是任何一個讀者一眼就能看出來的事實，真正有意義的是下一個問題：這種先鋒寫作究竟賦予小說哪些寫實寫作難以表達的內涵？類似的，此前有過一篇文章，劈頭就說：“如果你認為《一座塔》是一部抗戰小說，那么你錯了”，因為劉建東把“這場對民族、國家生死攸關的戰爭，轉化到了個人命運、個體靈魂的層面來考量、猜度、審視”，完全不顧及下一個問題：“個人命運、個體靈魂的層面”，就一定比“民族、國家生死攸關”更重要？或者更高更深更好更文學？

　　二

　　劉建東堅持寫作的先鋒性，20年始終不渝，而寫作的可持續性并沒有出現問題，是因為他對先鋒性的探索是多方面的，也是獨特的。他也試驗過超現實的寫作，如中篇小說《減速》，但更多的時候他更愿意給自己的小說搭建一個寫實的故事框架。問題在于，他太過專心于自己的試驗，沒有想到這是對批評的一種挑釁。批評家們在既有的文學理論里找不到依據來解釋這種先鋒中的寫實，只好格外強調那個先鋒，然后假裝沒看見這個寫實。然而，不管是假裝沒看見還是真沒看見，都抹煞不了它的存在�！兑蛔�塔》剛好是個幾近完美的例子，現在我們就來做個真正的文本分析，把那些先鋒性的局部先放在一邊，把這個“寫實的故事框架”解析出來。

　　故事開始的時間很明確：“1940年風雨飄搖的春天”。地點是“A城”，和城郊一個叫“東清灣”的村莊。人物則以張氏家族為中心，老一輩的有兩個，住在市里的哥哥張洪庭，和住在鄉下即東清灣的張洪儒。張洪庭有兩個兒子一個女兒，大兒子張武通，是A城的副市長，二兒子張武厲，是華北綏靖軍第七集團軍第四團第三營的營長。女兒張如清，是這個家庭的叛逆者，“對這個家庭懷有深重的負罪感”，并且愛上了一個叫黃永年的革命者。還有一個被認可了的私生女張如煙，原來叫楊小雪。張洪儒有一個兒子三個女兒，兒子叫張武備，三個女兒分別叫張彩妮、張彩蕓、張彩虹。日軍要在東清灣建一座監獄，張家的祠堂被圈在了監獄的圍墻之內。張洪儒前去交涉，無果，他就把自己關在了一座石頭屋子里，與外界完全隔絕。他的兒子從此“消失”。他的小女兒張彩虹目睹了張家祠堂被炸毀，從此失聰。張洪庭得知張家的祠堂沒有了，決定建一座高塔，可以從塔頂看到東清灣，再把祖先的牌位供奉在塔上。這個決定得到了二兒子的贊同，卻受到大兒子的反對。不成熟的革命者黃永年酒后去找革命的領導者老楊，被張武厲尾隨，導致老楊被捕，黃永年也自此“消失”，張如清不斷地尋找他，希望能證實他不是叛徒。曾經“消失”的張武備重新出現。他出走的路上遇到一個獵人，從獵人那里學到了槍法，獵人死后他開始行動，首義便是襲擊了日軍押送犯人去監獄的車隊，而獵人的女兒姜小紅則成了他的“影子”。張武備的隊伍漸漸發展到36個人，他本人則被稱為“龍隊長”，威名顯赫，而實際上真正起領導作用的卻是姜小紅。老楊在那次襲擊中得以逃脫，而這時張彩蕓也從家里逃出來，二人途中相遇，又一起到了延安，并結為伴侶。張武通和張武厲搜捕逃脫的老楊，抓到了六個與老楊酷似的人，他們處決了其中的五個，由于張武通的堅持，留下了最像老楊的一個，讓他冒充老楊。老楊和張彩蕓從延安回到A 城，準備對A城發動一次進攻，發現城里還有一個老楊“把越來越多的革命力量團結在自己的周圍”卻無所行動�！褒堦犻L”則不斷發起一些魯莽的襲擊使敵人加強了戒備。由于出現了一張老楊與張武通把酒言歡的照片，組織上開始了對老楊的嚴格審查，老楊一手在城里創建的地下組織陷于癱瘓，一些骨干成員被秘密處決。張彩蕓從東清灣回到駐地救老楊，獨自進入A城卻被張武厲抓獲，在知道了她的目的后，張武厲讓她抓走了假老楊并帶回駐地。老楊因此解脫，張彩蕓卻因擅自行動被送回根據地學習。張武厲帶部隊去清剿龍之隊，大敗而歸，受到張武通的譏笑。張洪庭的塔越建越高，直到張武厲和他的同父異母的妹妹發生了奸情，震怒中的張洪庭下令停止建塔，把張武厲關在了塔里，把張如煙送去凈心庵，于是她有了第三個名字：明月。張武備得知汪精衛要來A城，準備刺殺他，姜小紅反對，但已經愛上張武備的丁昭珂認為他什么都能做到，并參與進來，利用她的記者身份協助。姜小紅往來城鄉之間為他們傳遞消息，而為了保護張武備，她對他隱瞞了汪精衛要來的時間，準備自己代替他執行這次刺殺。她知道自己不可能安全脫身，所以先進城殺死了一個日本軍官，奪得一支張武備一直想得到的勃朗寧手槍，請丁昭珂轉交給張武備，但在離開丁家后被正在夢游的張武厲意外殺害。黃永年回來了，別人已經認不出他來了，他得以和張如清天天約會，并且在張武厲的部隊里當了一名班長。張武備堅持執行刺汪計劃，但未及混入酒會即被發現，受傷被擒。酒會按時舉行，黃永年開槍擊傷汪精衛，自己被亂槍射死。張武備被掛在了即將完工的玲瓏塔上，從正月十五掛到了正月二十八。張洪儒從石屋里自行走出來，讓村人重新發聲，和他一起朗讀了 《禮記》。老楊的攻城計劃準備就緒，張彩蕓被當作叛徒處決了。因為風聞八路軍要攻城，建塔的工人紛紛逃離，玲瓏塔只剩一個塔尖卻未能完工。張武通逃往重慶，后被南京軍事法庭以漢奸罪審判。留在A城的張武厲被八路軍抓獲，關押期間因為夢游被誤認為企圖逃跑遭擊斃。張洪庭登上了未完工的塔，后被發現死在了那里。玲瓏塔被八路軍炸毀，而走出了石屋的張洪儒則率領著村民們燒掉了日本人的監獄，然后在其廢墟上重建了張氏祠堂。

　　還能有比這更“寫實”的抗戰故事嗎？正是這個寫實的、有頭有尾的故事，貫串了這部小說的始終。它怎么可能不是一部抗戰小說？

　　三

　　但是，我們應該把它放在一個什么樣的背景下，放在一個什么樣的參照系里，來解讀這部抗戰小說？

　　劉建東是一位河北作家。河北是一個傳統的抗戰小說強省。從建國伊始，短短數年間，出現了一批產生了廣泛影響的抗戰小說，如《平原烈火》、《腹地》、《新兒女英雄傳》、《烈火金剛》、《敵后武工隊》、《野火春風斗古城》、《戰斗的青春》等等，幾乎占據了那一時期我國抗戰小說的半壁江山。毫無疑問，這是一段光輝閃耀的歷史。這個傳統后來一直延續了很久，但不能不說也缺少發展和變化。與蘇聯相比，他們的衛國戰爭打了4年，寫到40年的時候，已經有了第三代的衛國戰爭小說。我們的抗日戰爭打了14年，寫到60年的時候，仍然是那個寫法。作為代際區分的特征，我想把這一代的抗戰小說歸納為“二元對立下的英雄主義”。當然，并不是所有的作家都在原地踏步。舉例來說，管樺發表于1957年的小說《辛俊地》，就是對這種寫法有所突破的一次嘗試，但很快受到了批判。同樣生不逢時的還有郭澄清的長篇小說《大刀記》。進入新時期以來，隨著解放思想的推進，抗戰小說也出現了一些變化，寫過《平原烈火》、《小兵張嘎》的徐光耀，寫出了《冷暖災星》、《四百生靈》、《殺人布告》等中短篇小說，前后比較，差別顯而易見。經過這樣一種承前啟后的傳遞，到鐵凝的長篇小說《笨花》的出版，抗戰小說的代際轉換終于得以完成。中國有了第二代的抗戰小說，而河北的作家當仁不讓，繼《笨花》之后，長篇小說有了何玉茹的《葵花》，劉建東的《一座塔》，曹明霞的《日落呼蘭》，中篇有陳沖的《紫花翎》，還有李延青的一系列短篇�，F在就來歸納這一代抗戰小說的共同特征為時尚早，但有一點是很清楚的：它們已不再是那種“二元對立下的英雄主義”了。

　　只有把 《一座塔》 放在這樣的背景下去解讀，才有可能讀出它的意義和意味來。

　　然后才是下一個問題：它的先鋒性。這也是它有別于其他第二代抗戰小說的地方。在那個寫實的大故事框架之下，小說的先鋒性體現在那些非寫實的局部。這些局部本身沒有故事性，多數只是一些象征或意象，所以也不會推動、影響那個大故事的情節發展，削弱它的寫實性。不必諱言，這在小說修辭上是有問題的，因為每到這種地方，故事就會停下來，不往前走了。然而這也是一種選擇。因為正是在這些故事停下來的地方，讀者讀到了某種被用來“代替”故事的文字，從而擴展了、深化了那個故事的內涵，而如果你“純寫實”地去看那個故事，是看不到這種內涵的。

　　舉個例子。日軍為了修建監獄，炸毀了張家祠堂，張洪儒把自己關進了石屋。如果沿著寫實的路繼續往下走，那么東清灣的人們會做出各種各樣的反應，從而形成諸多情節，有些還可能成為那個大故事此后發展的推動力。然而到了劉建東的筆下，這個反應的“各種各樣”被取消，變成了整齊劃一的集體“失聲”———東清灣所有的人都不再發出任何聲音。這不是“事實”，卻是一種象征。它立刻讓讀者暫時離開了故事，去思索這個象征的意味：這是沉默，不是反抗，但也不是順從。這種沉默對敵人又意味著什么？

　　不過，劉建東為自己保留了一個例外———張彩妮。她仍然能夠說話，而且能聽見別人“沒有發出來的聲音”。我能意會，這是為了敘述的需要而做出的犧牲。東清灣說到底還在那個大故事之內，即使很細，總得有一根管子能把兩者接通�；蛟S將來的某一天，劉建東會嘗試一下不要這根管子行不行。這會成為一個大難點，但對小說來講，亮點往往正是在難點上閃閃發光的。事實上，到目前為止，劉建東小說的先鋒性是相當節制的，他從來不用太想象化的超現實細節介入他的故事，因為在那個寫實的大故事里，容不得一個由甲蟲變成的人物，或讓一個人物變成甲蟲。他更多地依靠文字而不是想象。他會用認真細致的筆觸，仔仔細細地去描述一個并不存在的、讀者也想象不上來的事物。他也會用非現實的形容詞語來描述現實的事物，讓讀者能明白他描述的是什么，但并不是從這些詞語本身直接明白的，就像是通過鏡子照出來的。他更多時候會選擇某些并不超現實、但又是非常態的東西加以突出和強調，來渲染出非現實的效果，例如《一座塔》中張武厲的夢游。很可惜，他為此而進行的極有個人特點的鍥而不舍的努力，完全不在學院派批評的視野之內。

　　這里不再過多過細地探討劉建東的先鋒寫作中的得與失了。就是在這種有得有失的先鋒寫作里，《一座塔》為我們的文學注入了哪些新東西？我想至少有兩個大的方面是顯而易見的———小的就不說了。

　　首先，它為我們的抗戰小說提供了一種新的、不同于以往的對抗戰的審視。在這一點上，《一座塔》和其他新一代抗戰小說是一致的。它們說出了一個明擺著的、但又死活不肯說出來的事實：抗日戰爭的勝利，并不是中國軍隊在戰場上打贏的，而是由中國人民———包括所有生活在大后方、根據地和淪陷區的中國人———“熬”出來的。日本軍隊曾經多次在戰場上打敗中國軍隊，但是日本人對付不了中國人的這種“熬”。正是因為所有生活在大后方、根據地和淪陷區的中國人都在不屈不撓地、堅持不渝地、舍生忘死地熬呀熬，才熬到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那一天，中國才成了戰勝國�！兑蛔�塔》就真實地記錄了淪陷區人民的這種“熬”的歷史。

　　其次，它不僅重新審視了那段歷史，也超越了那段歷史重新審視了發生在那段歷史里的種種惡行。就像那座塔高85米，只差一個塔尖、但到底還是沒有完工的玲瓏塔，修建者張洪庭在修建之初并沒有明確的目的，除了“要給自己的父親和祖先一個安寧而高遠的家”，就是“登高望遠的那種氣勢和心靈的一種安慰”。他的二兒子兇殘暴戾，崇尚高壓暴力，連夢游時都要用以手比畫出來的槍去殘害生靈；他的大兒子陰險狡詐，崇尚綏靖懷柔，一心夢想A城變成一座玻璃城市，所有人的言行都在監控之下。路線不同，但他們的目的是一致的，就是把A城變成一座美好的城市，而“美好”的標準就是秩序，秩序的前提就是人們不再擁有與生俱來的意志和尊嚴。在這部小說中，這兩個人物都是明碼實價的漢奸，但他們的父親不同。僅就小說中寫到的那些事，指控張洪庭是漢奸的依據明顯“不夠”。在小說里，他和日本人幾乎沒什么來往。細心的讀者還會發現，小說也幾乎沒寫到他那兩個漢奸兒子怎樣從日本人那里領受指令。他們的惡行并沒有打上明顯的“日本造”標識，這些惡行的文化淵源在中國的傳統里都能找到。而同時，你甚至不難從斯諾登爆出的美國監聽丑聞中，看到張武通那個玻璃城市夢的影子……

　　好了，現在我可以告訴你，小說中的那個“我”在文本中到底起什么作用了。它與這個故事是由誰敘述的無關，只與這個故事是什么時候被敘述出來的有關。從小說修辭上講，這部小說是一個全知敘述的文本，因為它不存在實質上的敘述死角。那個“我”，只是以“姥姥的外孫”和“張如清的兒子”的身份，引領著我們一起來聽、有時還會提示我們應該怎樣來聽這個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