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崗巖”與“彩虹”——讀《丁玲傳》(解璽璋)

　　李向東、王增如夫婦所撰《丁玲傳》，是當下丁玲研究的一個重要收獲。丁玲作為一個復雜的歷史性存在，長期以來，被涂抹成各種顏色。作為一個讀者，我們常常也只能根據自己的有限閱讀去理解她、解讀她、想像她。我當初讀了《莎菲女士的日記》，看她就是個剛剛從心理上獲得解放，覺悟到女性權利、女性地位、女性自由的新女性。后來她到延安，穿上軍裝……再后來，從《“三八節”有感》到“丁、陳反黨集團”，再到反右、“文革”，完成了一個知識女性的悲劇人生。但是，我也為她沒能像韋君宜一樣寫一本《思痛錄》而感到遺憾。

　　只能說，這曾經是我心目中的丁玲，我不知道她離真實的丁玲有多遠，抑或南轅北轍？不過，讀了這部五十余萬字的《丁玲傳》，則不得不改變對丁玲片面的認識。兩位作者以詳實、完整、新鮮的史料，以及平實而有節制的敘事態度，客觀而理性地講述了丁玲的一生。他們用手中的這支筆，盡可能地清除了丁玲身上被人為涂抹的各種顏色，恢復了丁玲的本色。

　　對于傳記作者來說，有兩個條件，是成功的必要保證：一是要掌握大量的材料，特別是獨家、鮮見的第一手材料，這些材料既要真實、客觀，又要完整、全面，而且不乏精確的細節；二是作者的敘事態度。所謂傳記，無非是以文字敘述的方式重新建構一個人的人生，因此，它應該具有文學和歷史學的雙重屬性，一方面，要有能夠準確無誤地描述傳主生平的大量事實和證據；另一方面，還需要傳記作者對這些事實從適當的角度加以闡釋和解讀，以便更清晰地展示傳主的性格特點和內心活動。這就需要在文學和歷史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就像丁玲一生都在試圖尋找文學與政治之間的平衡點一樣，是一件很有難度也很危險的事，猶如八十老翁過危橋，稍不警惕，就可能一落千丈，粉身碎骨。

　　二位作者應該慶幸，一是王增如曾經擔任晚年丁玲的秘書，不僅直接參與到丁玲晚年生活，親歷了她的喜怒哀樂，而且有機會接觸大量的，不為外人所見、所知的私密材料，如丁玲的未刊稿、朋友之間的往來書信、晚年談話錄音和陳明日記等；二是丁玲在現當代文學史，以及中共黨史上的特殊地位，很多人都會留下回憶、記述與她交往的文字，特別是她幸運地活到了改革開放的八十年代，不僅有可能使大量材料保存下來，發掘出來，而且能夠寫出或說出此前不能說、不敢說、說不出的新材料。這些談話、回憶，以及新發現的相關人士的日記、書信等原始檔案和文獻，就為《丁玲傳》寫作奠定了最堅實的基礎。

　　盡管如此，我仍然要對兩位作者表示由衷的欽佩和敬意。他們寫到她的早期生活和創作，母親及周圍朋友對她的影響，她與瞿秋白、胡也頻的關系，與馮雪峰、沈從文的關系，浪漫的革命情懷和現實的殘酷性，被捕后在南京的生活以及馮達其人，逃離南京，輾轉到達陜北，以及后來的延安審干，《太陽照在桑干河上》以及與周揚結怨，北大荒的生活，創辦《中國》的風波和晚年丁玲——所有這些，構成了丁玲人生“要件”的部分，都從作者娓娓而談、從容不迫的敘事中體現出來，特別是延安審干以及與周揚結怨，作為丁玲命運中最核心的節點，作者的敘事達到了相當精細的程度，即使這樣，他們的敘事也是相當克制和理性的。

　　很顯然，重材料不是唯材料，不經甄別的材料用起來是有風險的，因為這些材料往往真偽混雜，有的甚至是相互抵觸或矛盾的，必須經過作者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的考察、分析、梳理和篩選，才能決定取舍，放心使用�！抖×醾鳌返淖髡邔Σ牧系膽B度是謹慎的，心思之細密，猶如絲發。在寫到丁玲被捕時，作者提到了前國民黨軍統特務頭子沈醉于1984年6月24日寫給丁玲的一封信，信中提到丁玲被捕時的一些情況，但并不準確，作者都一一給予訂正，如丁玲被捕時住在公共租界，而非法租界；軍統成立于1938年，當時(1933年)只有軍統前身復興社，并無軍統；沈醉當年只有19歲，加入復興社只有一年，不大可能擔任“軍統上海特區法租界組組長”，等等。這其實是一種負責任的態度，避免了傳播過程中的以訛傳訛。又如，丁玲曾在1943年的一份交代材料中寫到譚某某，即她的老朋友譚惕吾，此時她用了一種敵視的口氣，作者在使用這份材料時特別說明，丁玲是“故意”這樣做的，以示和國民黨劃清了界限，因為那時的她正在中央黨校接受審查，是不得已而為之。又如，馮雪峰在1968年7月10日寫的一份材料中說：“上海辦事處成立于36年7、8月潘漢年從陜北回到上海的時候，主任是潘漢年，我是副主任�！币庠诮忉尞敃r不同意丁玲去蘇區是潘的意見，不是馮雪峰的意見。但作者在使用時亦明確指出，“此說有誤”，因為，潘漢年從陜北回到上海是在10月，7月到上海時他并無職務，更非馮的上級，馮也沒有必要在這個問題上撇清自己。

　　這些地方可以說都是細枝末節，但作者并不因此而掉以輕心，這樣做，既是對讀者負責，也是對傳主負責，更是對歷史負責。而且，這里并非只有冷冰冰的材料，讀者也能體會到作者對傳主的感情，但他們沒有放縱自己的感情，而是將它控制在理性的態度之內，沒有跌落到“浪漫傳奇的敘事作派”和“感情主義的論事態度”這兩種現當代作家傳記寫作的泥淖中去。我因此想到弗吉尼亞·伍爾夫關于“花崗巖”與“彩虹”的著名比喻，她說：“一方面是真實，另一方面是個性，如果我們認為真實是某種如花崗巖般堅硬的東西，個性是某種如彩虹般變幻不定的東西，再想到傳記就是要把這兩者融合成渾然一體，我們承認這是個十分棘手的問題�！边@個比喻用在丁玲身上也是非常合適的，而她的在天之靈保佑著兩位作者，解決了這個十分棘手的問題，從而成就了一部現當代作家傳記的優秀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