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人民群眾中發現“真善美”(封秋昌)

　　中國當代文學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出現了不少在國內外產生重要影響的作家和作品。盡管這些成績有目共睹，但實際上在創作和文藝評論方面，仍然存在著不容忽視的問題，概括來說，就是疏離現實、脫離群眾的傾向。具體問題很多，擇其要有以下三方面：

　　其一，就文藝觀念來說，當今我們處于一個物化時代、網絡時代、消費時代，因此文藝的大眾化和趣味化，文藝觀念上的多元化實屬必然。但在涉及文學藝術的一些根本性問題上，比如文藝與生活、時代的關系，文藝與群眾的關系，文藝與道德的關系，文藝的審美與審丑的關系，以及在文藝評論中衡量真實與否的標準和參照系是什么，要不要進行價值判斷等等問題上，則應該形成具有時代特征的理論“共識”。這一點很重要。文藝批評的任務，是發現世界上最好的東西和思想，以便創造“一個純正和新鮮的思想的潮流”，從而起到“引領文學潮流的作用”。在這樣一個多元并存、魚龍混雜的文學環境中，如果沒有理論上的“共識”，就會出現美丑不分、善惡不分、正負能量相混淆的文學亂象。文藝批評就難以跳出具體作品的邏輯和思路，就難以發現作品的問題，被作品牽著鼻子走，所謂對文學的“引領”作用就無從談起。我們的文藝批評似乎忘記了批評的要義，不進行價值判斷，不進行道德審視，不進行真善美與假惡丑的辨析，甚至以丑為美、以虛假當真實、以低俗為樂趣，從而肯定和點贊不該肯定和贊揚的作品。有些研討會名為研討，實則是友情和圈子意識作用下的虛假吹捧和廣告宣傳；而有些評獎中的獲獎作品只被專家認可，廣大讀者卻不買賬，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其二，在創作中，根本的問題是不熟悉現實，不能深刻地理解、洞察現實，不能從整體上把握時代精神與脈搏，對重大事物和重要的精神現象缺乏興趣和藝術的敏感，陶醉在小情小調中自得其樂，有些人過分強調文學的虛構、想象以及所謂小說自身的邏輯。小說的確有自身的邏輯，但小說的邏輯卻不能背離現實生活、道德、人性標準。文學的確需要甚至離不開虛構和想象，想象在作家將現實世界轉化為藝術世界的過程中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但是，虛構、想象應是在大量占有素材，深刻地理解現實與生活的前提下進行，而不是脫離實際的隨意編造。

　　文藝評論家同樣存在著疏離現實、不真正了解現實的問題，所以衡量、評價作品時，不是把現實作為參照系，而是借用舊有的、僵死的、脫離中國正在發生著深刻變化的新現實的某種理論和概念來解讀作品，所以他們的看法往往與作品的實際南轅北轍，與最熟悉生活的人民群眾的看法相佐。最常見的是把虛假當真實，把真實視為虛假。

　　其三，一些作家重審丑而輕審美，把文學的審美視為陳舊、膚淺，而把展示丑陋、陰冷、疼痛當作深刻。筆者認為，文學既要審美也應審丑。所謂“審丑”，關鍵是要“審”。不論審美還是審丑，一要有標準，二要有參照系。如果不加鑒別地套搬西方現代和后現代理論而不了解中國的現實，就會作出脫離實際的判斷和解讀。

　　羅丹認為，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乏發現美的眼睛。所謂“發現美的眼睛”，實際上就是作家發現美的“能力”。事實上，在任何時代，真善美和假惡丑總是同時存在的。只是發現假惡丑比較容易，而發現真善美則需要有一雙發現美的眼睛。

　　社會和人類文明的進步，總是在真善美和假惡丑的矛盾斗爭中實現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文學的要義是審美，但又不是單純的審美或審丑，二者是難以截然分割開來的。審美必然要同時審丑，必須要寫出二者的相互斗爭和在一定條件下的轉化過程。對丑的揭露和批判，正是對美的發現和肯定�，F在的問題是，一些作家只看到丑而沒有發現美的眼睛；有些作品甚至不是揭露、批判丑，而是以丑為美。而這樣的作品，竟然也獲得了某些評論家的肯定。

　　那么，作家和評論家如何才能獲得一雙能夠發現美的眼睛呢？

　　首先，就是要深入到生活中去，深入到民間即廣大的人民群眾中去，除此之外，別無他途。因為，真善美就在民間，就體現在看似平凡實則偉大的普通百姓身上。比如，各行各業的先進模范人物多半是普通人，他們既平凡又偉大。所謂“平凡”，是因為他們的日常生活和普通人沒有什么兩樣，但他們在平凡的工作中創造出不平凡的業績，彰顯著他們精神境界的高尚和偉大，體現著具有時代精神的真善美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有的作家認為創作題材無禁區，自己熟悉什么就去寫什么，為什么一定要強調深入民間，扎根于人民呢？的確，作家應該寫他最熟悉的生活。但是，對于作家來說，深入生活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目的是要通過深入群眾生活來理解生活，從整體上把握時代的精神和脈搏，并能夠具體地體現在自己的作品中。從這個角度說，雖然社會生活無比廣闊、無比豐富，甚至可以說“到處有生活”，不存在沒有任何生活的作家，但“生活”就像奔騰不息的大江大河，有主流也有支脈，有澎湃的浪濤，也有相對平靜的死水微瀾。唯有到中流擊水，方能體味到此河與彼河實質性的區別和不同。廣闊的社會生活亦然。有比較重要的生活，也有不太重要的生活，有能體現時代精神和重要特征的生活，也有缺乏典型意義的生活。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和推動者。人民群眾的生存環境和生存狀態，以及他們的命運遭際，往往與時代、歷史的變遷息息相關，因此，只有深入到人民群眾中去，了解他們的經歷、命運和生活變遷，才能把握歷史發展的脈動。當然，作家完全有權力寫主流之外的生活，但必須建立在深入人民群眾、把握時代精神的前提下，這樣才能做到以小見大，通過支流間接地反映社會生活的主流。否則，就會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只有“小”而沒有“大”。我們的許多作家曾經生活在基層和民眾之中，但后來成了脫產的專業作家，這些作家有著深厚的生活積累，但當今的時代正在發生著前所未有的急劇變化，作家不能把舊有的記憶當作新的現實來描寫，而只有對變化了的現實有著準確、深刻的理解和整體把握，并以此來觀照曾經熟悉的生活，才能使描寫過往記憶的作品具有新的內涵和時代感。

　　其次，扎根人民群眾，既要“身入”，更要“心入”。能否具有一雙發現真善美的“眼睛”，取決于是否真正地做到“心入”。有作家認為，先進典型在被發現和總結報道之前并不為眾人所知，你必須“用心”，才能有所發現。而所謂“用心”，不是一時一地的“留意”，而應該是融入血液中的本能。應該做到時時處處心系民眾，在這方面，鄭板橋的話應該成為作家的座右銘：“衙齋臥聽蕭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些小吾曹州縣吏，一枝一葉總關情�！毙南得癖�，與民眾共悲歡，是作家的天職。否則，哪怕你再有藝術天分，也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作家。所謂“熟悉生活”實際上就是要熟悉人。只有熟悉了各色各樣的人，才會有藝術的敏感和發現真善美的“能力”和“眼睛”，才能看到生活的主流和本質，從而把握時代的脈搏和重要特征。

　　在我們實現“中國夢”的征程中，作家不能坐在書齋里單憑想象和虛構來寫作，也不能僅僅依賴從互聯網上獲取信息和資料，而要在深入生活、與人民群眾同甘共苦的實踐中，用心去觀察、去體驗、去發現、去書寫和表現“中國夢”的深邃內涵和它豐富多彩的表現形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