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應該有社會擔當(紅孩)

　　市場經濟，名人效應，是不可回避的。當下，在各個領域，都有自己的名人，這跟過去的幾十年前是不同的。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前，人們一說到名人，首先想到的是科學家，是英雄人物，是勞動模范。如果說壞人是名人，人們是不愿接受的。那個年代的名人，是正面人物，是能給社會傳遞正能量的人，具有榜樣的力量。

　　進入八十年代，特別是新世紀以后，名人在公眾中的形象發生轉變。最走紅的已經不再是科學家、英雄人物、勞動模范，而是歌星、演員、體育運動員、企業家、私營企業主、網絡紅人。在這里，名人與傳媒是密不可分的。甚至某些名人完全是靠傳媒給捧紅的。

　　記得九十年代，電影明星劉曉慶曾說過“做人難，做女人難，做名女人更難”的話。這樣的話，就一般人是很難理解的，只有身在其中的人才能知道個中甘苦。因為，大多數的公眾，更多的時候，看到的只是明星在人前的一幕。相反，當我們看到胡蝶、鄧麗君、楊麗坤、梅艷芳等名人身后的故事后，才能真正理解劉曉慶說過的話。

　　文學界也是這樣。歷史上的那些名家，有幾個官運亨通、春風得意的？大多宦海沉浮、屢遭謫貶、妻離子散，到頭來滿腔悲憤、一肚愁腸，倘不如此，他們不會留下傳世名篇。近當代的魯迅、老舍、巴金、丁玲、胡風等也概莫如此。

　　既然名人的生活如此艱辛，既然作家的經歷如此坎坷，人們不禁要問，能不能不做名人、作家呢？回答是否定的。因為任何時代，都有這樣或那樣的先鋒，也都有那個時代的歌者與記錄者。無數的人在選擇自己所干的事業時，未來是始料不及的。時代造就英雄，時代給英雄提供了舞臺，你想不成名都難。

　　八十年代以前的人，對名利相對淡薄得多。單位評先進、評獎金、提職務，很多人都謙虛禮讓，甚至把榮譽給那些家庭困難的人�，F在則不同，提拔干部、表彰先進，人們是削尖了腦袋往前鉆。原因嘛，是利益太大所致。人一旦成了領導或成了名人，就會有好多的好事等待你。住房、醫療、各種政治榮譽、各種研討剪彩紅包等等，使人們像走馬燈似的停也停不下來。

　　人所在的社會不同，對人的價值取舍也會不同。當下，人們看一個人是否成功，主要看兩點，一是仕途是否通達，二是經濟是否富有。至于精神文化上的，只不過是參考分。這就應了那句話：寧可在寶馬車里哭，也不在自行車上笑。

　　當然，我們也不能只拿這兩條標準去衡量每一個人，這兩條標準終究不是人們的普世價值�？蛇@兩條標準誰又能輕易回避得開呢？

　　當官、掙錢、做名人，本不是什么見不得人的事，也不是什么俗人俗事。相反，只要在黨紀國法范圍內，在社會道德允許的底線內，當大官、掙大錢、出大名，都是無可厚非的。我相信，社會也是贊成的。

　　但問題是，當官、掙錢、做名人僅僅是不觸碰社會底線是不夠的，還要有一定的社會擔當。道理很簡單，從政者和名人往往都是社會公眾人物，其一言一行在社會上具有較大的影響力和引導作用。名人不等同于名家，名家不等同于大家，它們有性質上的區別。所謂名人，是指在某一領域或在某一事件中做出成就具有新聞效應的人。名家呢，則特指在某一藝術、學術領域具有獨特理論和風格的人。大家是在名家基礎上的對社會民族國家有擔當的人。如果一個人光有學問，對民族國家社會沒有擔當，無論如何是不能稱為大家的。我們說，魯迅、梅蘭芳是大家，想必是不會有人反對的。

　　回到當下，我們會看到，名人明星眾多，而名家太少。至于能夠稱為大家的，幾乎是寥寥無幾。由此，我想到，去年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講話所說的“有高原，沒有高峰”，其利害就在于我們的作家、藝術家現在不但缺少名家，更缺少大家。而要真正跨過高原，沖向高峰，除了在某個文學藝術領域上形成自己的理論和風格外，關鍵還要關心人民疾苦，情系國家民族命運。如果把自己置身于國家、民族、人民利益之外，一個人關在書齋里孤芳自賞，或者一味的鉆營賺錢，這樣的人斷然是成不了大家的。吳冠中先生生前在談到藝術創作時，曾撰文“筆墨等于零”，我想先生在闡述藝術規律的同時，一定會談到藝術與生活、與社會、與國家人民的關系的。因為，藝術永遠是人民的藝術。離開了人民的藝術，最終會被人民拋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