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詩的“口語化”寫作——以四川詩歌創作為例(黎風)

　　近期，詩歌創作重新引起社會關注。去年，四川大學古典文學教授周嘯天以《將進茶——周嘯天詩詞選》獲得第六屆魯迅文學獎，評論界和輿論界一片嘩然。許多人將周詩譏諷為“新聞詩”“口水詩”，但王蒙、楊牧、高洪波等人則認為周詩為古體詩的當代創新。這件事既是新媒體時代的網絡事件，同時也是極富文學研究價值的事件，它暗含著中國詩歌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一直發生著的一種革命性的歷史變化。

　　詩歌是所有文學體裁中最精致的，語言文字的使用不僅是媒介選擇和審美需要，字詞也往往指向生命價值等終極領域�！对娊洝芬詠淼闹袊�古典詩歌在整體上拒絕生活化用語，將語言的美感和書面感發揮到了極致�！拔逅摹毙挛幕�運動中，胡適等人的白話詩運動顛覆了傳統，在當時也被很多人譏諷為口水詩和“非詩”�，F在看來，如果沒有那場白話詩運動，就很難有中國現代文學的發生。它關聯的是一場中國社會政治文化全方位的革命。

　　在某種意義上接續“五四”白話詩運動的詩歌“口語化”運動，出現在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四川�！胺欠恰薄懊�漢”“東方整體”等四川青春詩派開始了一場對“五四”白話詩以來所形成的現代漢語書面詩的集體人才反撥，語言文字粗糲直白，幾乎完全不合現代漢語詩歌寫作的章法。在四川“第三代”詩人中，李亞偉和楊黎的“口語化”傾向最為明顯，李亞偉的《中文系》：“中文系也學外國文學/重點學鮑狄埃學高爾基，/有晚上/廁所里奔出一神色慌張的講師/他大聲喊：同學們/快撤，里面有現代派”，幾乎絲毫沒有傳統意義上的詩意。楊黎的《為一個朋友寫一首詩》：“我要為鐵蛋寫一首詩/這個想法產生在他回成都那天/當我們二麻二麻的分手/我回光熙門北里/他直接去機場/這個已經快三十年的朋友了/突然像一句詩/嘎嚓一聲/橫在我的路上/公元2002年4月/他來北京呆了三天兩夜/我們一起吃了一、二、三、四、五頓飯”，詩句直白得讓人瞠目結舌。

　　四川“第三代”詩歌雖然有明顯的“口語化”痕跡，但精美雅致的書面詩即便在當時也比比皆是，像石光華的《梅花三弄》、何小竹的《葬禮是看見那只紅公雞的安》、藍馬的《茶道》、萬夏的《詞，內心》、歐陽江河的《茨維塔耶娃》在詩情詞法上并沒有和戴望舒、卞之琳們以及北島、顧城、舒婷們存在明顯的斷裂，依然可以視為中國現代漢語書面詩的精品和代表作品。即便是以非文化“莽漢”自居的李亞偉和楊黎，在“口語化”之外也有《闖蕩江湖：1986》《對話》《撒哈拉沙漠上的三張紙牌》等傳統意義上精致的詩。

　　顯然，四川“第三代”詩歌推崇“口語寫作”，僅僅是一種創作突圍的理論策略，他們試圖以此與傳統新詩、朦朧詩等劃清界限。在詩歌理論話語資源和語言表現形態幾乎窮盡的20世紀80、90年代，口語化寫作是主動進攻姿態掩護下的被動抉擇，所以難免有青春躁動期刻意惡搞和表演的痕跡。李亞偉在去年出版的《與神話——第三代人批評與自我批評》一書中的文章《口語和八十年代》回顧了當年的理念：“《中文系》就是獻給中文系學生和老師的，由于它有著具體的受眾和對象，成了我口語詩歌中一個早期的樣本。當時我們對真正好詩的理解很簡單，就是寫我們在普通生活里的折騰的情景，并使用很中國化或很東方化的字詞，堅決反對寫得像世上已有的詩歌”。其實，李亞偉和“第三代”也許至今還沒有意識到，他們的詩歌“口語化”甚至口水話是21世紀新媒體網絡時代語言的前奏，是后現代平面化、碎片化、去意義化、去語法化網絡語言的世紀末提前預演。詩歌“口語化”的歷史價值甚至可以與“五四”白話詩運動相提并論，而不僅僅是于堅在其詩學隨筆中所說的：“八十年代以來的當代詩歌寫作，在外省尤其在南方，詩歌寫作的一個重要核心是口語化�！�…口語化的寫作，是對五四以后開辟的現代白話文學的……某種繼承�！�

　　四川以外的于堅、伊沙、韓東也是當時詩歌口語寫作的中堅成員，與他們呈現的個體狀態不同，四川“第三代”詩人的口語寫作是整體性的，像一排排火山口此起彼伏集體噴發。表面看很突然，其實也有文化上、詩歌上的歷史緣由。應該追溯到唐代的李、杜詩歌文化傳統，李白和杜甫在生平經歷、詩歌創作等方面都與巴蜀有著不解之緣，他們詩歌中所共有的那種匹夫雖微卻能憂國憂民的情懷為后世的巴蜀文學提供了豐厚滋養，形成了巴蜀文學一貫的重社稷、近民生的平民文學傳統，更直接影響了五四以后四川新文學草根特色和叛逆精神。從郭沫若“我是天狗”到楊黎的“我便是怪客”，這種跨越時空的精神內核和“口語化”話語表達高度契合并非偶然。2014年，為了紀念“第三代”詩歌30周年，由萬夏主編的一套關于“第三代”文集分詩歌、敘事、批評、影像四個部分，其中文字部分有馬松等著《明月降臨——第三代人及第三代人后詩選》、楊黎著《燦爛——第三代人的寫作和生活》和柏樺等著《與神話——第三代人批評與自我批評》，極富當代詩歌精神史的文獻價值。在“后詩選”中，四川詩人口語化寫作依然繼續，如二毛《關于川西平原菜式(主流川菜)和川東菜式的區別》《飲食與美女》，尚仲敏《門》，楊黎《一起吃飯的人他們并沒有一起睡覺》《與女友語1》。最有意義的變化是石光華，他之前幾乎沒有口語化作品，近期詩風大變轉向口語，《真理》《李亞偉下揚州》《與楊黎說四季》《我幫顏歌寫首詩》《重新寫詩的理由(二)》通通口語入詩，明白暢曉，《得詩一句》最為直白：“2004年1月4日/ 我和張斗去看幸福梅林/ 得詩一句/ 梅花樹下種胡豆”。同樣有“梅花”情結和詩語因子，石光華的此梅花與當年《梅花三弄——月墟》中“疏梅漏下昨夜夢跡”的彼梅花已是天壤之別。

　　從古至今，圍繞詩歌口語化寫作一直爭議不斷，各種理論批評也非常猛烈，“第三代”的口語寫作更是當代典型的批判樣本。但這種寫作潮流依然在大量批評聲中與傳統書面美文詩歌并行不悖，依托大眾消費文化的強大背景向整個詩壇滲透漫延，其邊界已經大大超過了“第三代”，網絡詩歌、“梨花體”和余秀華詩歌都是例證。在四川當下的詩歌創作中，書面寫作和口語寫作有逐漸融合、相互借鑒的動向。梁平先生是典型的美文詩人，他的最新詩集《深呼吸》將宏大敘事的精神內核壓縮在本土地標記憶中，《紅星路二段85號》“門口的路改成八車道了/詩歌只能從背后繞道而來/破壞了原來的分行�！迸c民間本土文化表現配套的口語化寫作非常明顯�！缎切恰吩娍�2014年12期的“四川詩人大展特大專號”中的許多作品也是書面語與口語并存，“第三代”詩人何小竹、小安參展的《近期狀態》《空山》是白描口語寫作的典型作品。與“第三代”早期口語寫作沖動不同的是，石光華、何小竹、小安由美文向口語的轉變是一種日常經驗的詩性表達，淡定而悠遠。從四川“第三代”早期到近期的口語寫作歷史來看，口語寫作依然處在慢慢積淀成熟并逐漸清除口水詩的雜質的發展過程中，因為言之無物、故作呻吟的口水詩無論是語言狂歡和文字游戲，都是對民族語文的不敬和褻瀆，最終也是對詩歌的褻瀆和徹底解構。

　　(作者為四川省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