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更久遠的距離回望(祝勇)

　　青年批評家沙龍(二)：“一帶一路”視野下的中國文學

　　從更久遠的距離回望

　　這些年我講述中國歷史，已經習慣于借用外國人的“他者”視角，比如我的《紙天堂——西方人與中國的糾纏》就是通過西方觀察者的視角來看中國一些重要的歷史節點的，《隔岸的甲午——日本遺跡里的甲午戰爭》通過日本人的文化觀來反觀那場戰爭。這無疑給敘述帶來極大好處，同時也讓我對我們自己歷史和文明的觀察更加立體化。

　　中華文明一路傳承到今天，而且鮮活依舊，一個重要原因，是我們的文明自帶一套調適、重塑自我的程序，這主要是通過陸上和海上絲綢之路實現的。通過“一帶一路”，中國不僅輸出了自己的文明，也見識了外國(西方)這個“他者”，進而對自己的文明做出調整和修正，完成新的塑形。這使我們的文明既有硬度，也有彈性——或者說，既有穩定性，也有調適能力。中華文明之所以能夠綿延至今，正是這種穩定性和調適能力相互補充、交互作用的結果。

　　盡管“中國”在命名時包含了中原地區在文化上的優越感，但中國人的自我確認，畢竟是通過對外部世界的認知建立起來的�！对娊洝�魯頌》中說：“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就包含“中國”人對周邊族群的認知以及他們的自我認知。

　　一方面，邊緣少數民族的參與和融入(戰爭也是融入的一種方式)，使得華夏帝國的“雪團”越滾越大，逐漸完成了中國在地理上、文化上的塑形過程。比如，大唐王朝的那股浩蕩之氣，離不開北魏鮮卑時代文化上的滲入與鋪墊。北方鮮卑人的融入，修改了華夏文明的氣質，為中國進入大唐盛世鋪就了一條壯麗的大道。所以，許倬云說：“‘中國’并不是沒有邊界，只是邊界不在地理，而在文化�！边@是從文明的內部來講。從外部講，對于無法以文“化”之的更廣大區域，中國也始終保持著文化上的互動。有人把中華文明稱為同心圓結構，核心明確而邊緣模糊，中華帝國的版圖也像大海潮汐一樣，有漲有消，但無論怎樣，中華文明始終是一顆跳動有力的鮮活的心臟，兩條絲路則無疑是為心臟提供動力的動脈和靜脈(絲路是一個互相連通的復雜的網絡)，我們的文明每每在瀕于衰朽時，都會被這兩條血脈重新激活。

　　艾茲赫德在《世界歷史中的中國》一書中寫道：“絲綢之路的重要性是文化上的，而不是商業上的。對絲綢之路的發展起真正作用的是希臘文化、中國了解異域的好奇心、佛教和基督教�！被乜从蛲馕拿鞯膸状未笠幠�來華，都與兩條絲路關系密切。一次是東漢以后佛教傳入中國，形成了儒釋道互補的文化格局；一次是中世紀西方傳教士來華，讓明朝士大夫見識了西方科學的威力，帶動了明朝經世致用學風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宋明理學越來越偏向高蹈虛無的風氣，才有了《幾何原本》《徐霞客游記》這些求真務實的著作。在《盛世的疼痛——中國歷史中的蝴蝶效應》這本書里，我寫過一個細節，第一個睜眼看世界的中國人不是林則徐，早在林則徐之前的明代萬歷十一年(公元1583年)，肇慶知府王泮就從利瑪竇為他繪制的世界地圖上，第一次看清了世界的模樣，并第一次認識到，自己的帝國并不處在世界的中央。

　　還有一次，就是1840年鴉片戰爭至1894年甲午戰爭一系列戰爭，引起“西學東漸”。甲午戰敗，使中國人不僅睜眼看西方，也第一次睜眼看東洋。甲午戰后，日本成為中國人的第一留學目的地，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在日本狹小的空間內，擁擠著來自中國的幾代革命家(孫中山、蔣介石、陳獨秀、周恩來、張聞天……)和幾代文化巨匠(康有為、梁啟超、王國維、魯迅、周作人、郁達夫、李叔同、郭沫若……)。20世紀的中國歷史，就是在日本隱隱地現出雛形。

　　當然，上述外來文明奔襲中國，進而修改、重塑中華文明，深度、強度各有不同，但它們是始終沿著兩條絲路進行的。第一次是陸上絲路，從印度出發，經西域進入中土；第二次是海陸結合，西方傳教士有的經由陸路，有的經由海路進入中華帝國；第三次完全是通過海上。

　　這兩條絲路，使得中國不能被簡單地稱為一個“封閉的地理單元”，也不能簡單地把“閉關自守”當作我們文明的特征�！兑葜軙�》里，就記錄過周武王(一說周成王)時八方進貢的熱鬧場面，《山海經》的記載，遠遠超越了目驗的范圍，其中記錄的山形海景，仿佛古人炫耀其旅行經歷的導游圖；漢武帝派遣張騫通西域，也是因為他聽說在中國之外還有一個文明世界，而主動進行探尋�！伴]關”只在某些時段中存在。法國漢學家、法國科學院院士謝和耐在他的《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國日常生活》一書開篇就說：“人們慣常妄下結論，以為中華文明是靜止不動的，或者至少會強調它一成不變的方面。這實不過是一種錯覺而已�！边�說：“事實上，(中國)每個時期都自有它獨具的風貌，甚至唯獨適于它的環境�！鼻安痪米x新加坡國立大學鄭永年的文章，主張用“東亞模式”這個中性概念置換“東方專制主義”這個主觀性極強的概念，我深以為然。

　　有些年，學術界把中華文明歸納為“危機—反應模式”，意思是說，我們文明的每一次自我調整，都是以外來的危機為前提的。對此，我并不認同，因為我剛才提到的前兩次調適，雖然潛伏著某種文化危機，比如儒家文化側重于社會人倫關系，道家崇尚自然，加上世道離亂，佛教的傳入，剛好彌補了這一精神缺失，但這種文化缺失，絕非整體性的危機，因此，中華文明有很強的自生性、穩定性，也有調適和重塑的能力。只有最后一次(鴉片戰爭、甲午戰爭)是例外，中華民族到了亡國滅種的邊緣，文化上自我調適的能量和活力都在下降，但此種機能并沒有消失，經過長達100多年的努力，終于完成了對文明的新一輪重塑。

　　中國文學也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展開的。今天的“一帶一路”，無疑為文學拉長了景深，從一個更久遠的距離回望自身的存在。這縱深既是時間上的(從絲綢之路到“一帶一路”，至少跨越了兩千年)，也是空間上的(“一帶一路”將影響到60多個國家，覆蓋44億人口)。盡管當今世界不比古代，全球化加速了它的同質化傾向，交通的便捷可以把我們送到世界任何角落，域外文明所帶來的震撼，也未必比古代強烈，但是我想，文明的異質性仍然存在。只有文學，能深入到文明交融和演變的最細微處，這一點，無論傳媒如何發達，都代替不了。因此，我相信“一帶一路”會像千百年前的絲綢之路一樣，打開我們的視野，也會給文學帶來更大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