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床畔》：煙渚之間的英雄主義(楊碧薇)

嚴歌苓

　

　　這些日子，嚴歌苓的新作《床畔》很火，且持續處于升溫狀態。談起這部作品，嚴歌苓感慨：從起筆到付梓，幾經易稿，竟花費了20年時間。

　　軍旅生涯的魔性召喚

　　差不多是四十年前的事了。當時，年僅十余歲的嚴歌苓還是成都軍區的一名文藝兵，她多次乘坐成昆線列車，見到“車兩邊都是萬丈深淵，而那些數十里長的隧道似乎扎進去就出不來”的驚險景象。她還聽說，在這條鐵路上，“鐵軌下躺著的每一條枕木，都等于一個捐軀的鐵道兵戰士�！倍嗄暌院�，這段經歷穿過一條曲折而隱秘的通道，進入了她的小說《床畔》。在這部她稱之為“愛情故事”的作品里，年輕的軍隊女護士用一種癡迷的忠誠，盡心盡力地護理一位已成植物人的英雄鐵道兵，為此，她放棄了愛情，付出了青春。

　　作為有著豐富的人生經歷的女作家，嚴歌苓之所以選擇這個在今天看來有點“過時”的題材，自然有她的用意，稍后且表。她十二歲便入伍跳紅色芭蕾舞，因為身體條件限制，轉向了舞蹈大綱寫作。二十一歲那年，她主動請纓，參加對越自衛反擊戰，擔任戰地記者。后來，她調回北京鐵道兵總部創作組；再后來，她赴美留學，成為外交官夫人，隨丈夫一起游歷了世界各地。然而，青少年時期的記憶往往是刻骨銘心的，軍旅生涯，是嚴歌苓生命中重要的一筆，即使她萬水千山走遍、春花秋月看淡，從軍經歷還是以一種帶有魔性的聲音，在時過境遷后的今天召喚著她，促使她去追索往事，并尋找它們與當今世界之間可能的橋梁。

　　我想，《床畔》的創作正是基于這樣的一種“回憶——反思”沖動，嚴歌苓想要尋找一座橋，試圖連接兩個時代的價值、審美與情感�；蛟S她執拗地認為，橋的兩端是可以彼此通達的。因此，在她的筆下，美麗而倔強的護士萬紅，打自十九歲來到陸軍第56野戰醫院時，就沒打算要離開這個川滇交界的小城。在這里，萬紅接受了組織上特派的任務：看護在隧道施工時被炸成植物人的英雄連長張谷雨。其間，萬紅與植物人專家吳醫生產生了感情，到了該談婚論嫁的時候，這樁美滿婚事卻因萬紅放不下張谷雨而告吹。許多年后，吳醫生已舉家移民美國，張谷雨也早已死去，萬紅卻仍在這個小鎮堅持著自己平凡的工作。

　　在別人眼里，萬紅無疑是“少了一根筋”：張谷雨已被醫學鑒定為是植物人了，只有她相信他還具有知覺與情感；張谷雨的妻子玉枝，也早已接受丈夫成為“活烈士”的事實，轉而與鍋爐師傅喬樹生相好；只有萬紅還對張谷雨不離不棄，她悉心照料他，講話給他聽，體貼他的感受。為了照顧張谷雨，萬紅放棄了自己的愛情與前途，一次又一次地冒險、得罪別人，陷入孤立無援的狀態……然而，對萬紅而言，無論如何，她對張谷雨必須是有始有終，她堅信張谷雨總有一天會好起來，這個信念支撐著她渡過了一個個難關，她一次又一次將張谷雨從死亡線上救了回來；最終，在她無力回天之際，她亦趕到了張谷雨遠在云南的老家，參加了他的葬禮。

　　萬紅傳遞了歷史的嬗變

　　《床畔》的情節不算復雜，時間跨度卻有幾十年。上世紀七十年代末以來，中國的發展日新月異。正如崔健所唱，“不是我不明白，這世界變化快”，《床畔》中也有意展示了這些變化。隨著時間的推移，首先出現的是空間的變化，曾經封閉淳樸的小城，如今也有了網吧、放映館、洗腳房、發廊，曾作為野戰醫院駐地的教堂也因旅游業的興起而被恢復使用。其次是人心的變化，張谷雨被宣傳了一段時間之后，便逐漸被遺忘；妻子玉枝領著他的補貼，帶著他的兒子花生，與鍋爐師傅過起了家庭生活；醫院也早就放棄了對張谷雨的研究和治療，只把他當作負擔。在這些變化中，唯一不變的，就是萬紅的信念。雖然她失了戀，在憂心忡忡中過早地衰老、白了頭，但這位渺小而又堅韌的女性，依然在相信奇跡、尊重英雄。是的，“英雄”，這是一個讓我們多少有些陌生的字眼，而在小說中，萬紅卻多次向周圍的人強調張谷雨是個英雄。秦副部長要將萬紅調去貴州，并認為張谷雨與其他植物人沒什么不同時，萬紅卻痛心地說：“哪點不同？他是位英雄啊，首長�！薄�—嚴歌苓說，萬紅的所作所為，這正是她“在脫下軍裝二十多年后一直想表達的一種軍人精神。軍人精神的核心無疑是英雄主義”。通過萬紅這個人物，嚴歌苓重釋了軍人精神所包含的忠誠、勇敢、自律、犧牲等品質，從而展現出歷史的嬗變，因為她相信“女性心目中對英雄的衡量與定義非常能夠體現時代和社會的定義”。

　　英雄主義是一種象征

　　所以，我更愿意將萬紅身上所體現出的軍人精神、英雄主義看作是一種象征。誠如嚴歌苓所說，萬紅堅信英雄張谷雨活著，象征她堅信英雄價值觀不死，因此她的追求可以越過萬物變化而繼續鮮活：“風來了，帶著黃果蘭的香氣，帶著塵土，帶著鐘聲的風吹起那頭白發，白發下面，是萬紅仍舊年輕的臉�！比f紅的堅守成為一種象征，一種英雄主義的價值觀的象征。在這個廣闊的象征體系下，除萬紅以外的其他人其他事，便也有了各不相同的象征意味，折射出人生百態、世事變遷。

　　《床畔》的成書過程，也因著總體的象征特點而表現出某種值得回味的象征性。這本書原名《護士萬紅》，早在二十多年前，嚴歌苓還在美國生活時，便開始創作它。她幾易其稿，其間有三次顛覆性的重寫。在臺北居住的三年中，她放下了它；直到去年，她又把手稿都翻了出來，推翻了之前的構思，重新寫出了這部《床畔》。如果我們將萬紅的選擇看作一種象征，那么，嚴歌苓的寫作行為也有一層象征色彩。在帶有永恒性質的象征活動中，我將不難解釋為什么嚴歌苓會在這樣一個時代、這樣一個語境里重提“英雄主義”。而所謂“英雄主義”，總是有一種彼岸色彩，它在煙渚之間，與我們生活的此岸總是保持著一段不可克服的距離。然而，它確實就在視線的臨界點，給予我們一個眺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