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與情懷□——讀散文集《泥土哪去了》(陳舒劼)

　　“泥土哪去了”五個字，加上作者信息和圖書分類信息共七個方塊，組成了一個嚴整的問號，烙在封面的中心位置。這樣的亮相方式讓人屏息凝神。作為書名，“泥土哪去了”也是理解這部散文集的鑰匙：它象征著對社會進程的深刻變革的捕捉、對日常生活的癥候式追問、對歷史滄海桑田的感嘆，但更是思想與情懷的自然流露。文無定法，行于所當行，止于不可不止，這是南帆散文向往的美學境界，也奠定了南帆散文在當代散文隨筆寫作中難以被復現的個性。

　　一

　　沒有獨到的想法，就沒有提筆的必要。南帆的創作理念在《泥土哪去了》再次得到了鮮明的印證。所謂“想法”，顯然不是摘引常人難見的資料或復述偉大思想家的觀點，它指向了生活的發現�！鞍l現了什么”是南帆許多散文誕生的緣起，內容是問題的子嗣。

　　《泥土哪去了》集中了南帆對當代社會深刻變革的捕捉、解剖、闡釋與再追問，展示了散文寫作可能擁有的思想密度�，F代科技正將人的生活從自然中連根拔起并且塞入機器的邏輯(《泥土哪去了》)；機器文明持續改裝人類的日常經驗、重置人類的情感甚至欲望(《機器之癮》)；效率的提高奇異地與事情的增長形成了正比(《快！》)；科學的發展不斷進逼人類的倫理底線(《科學讓我恐懼什么》)；會議如水銀瀉地般地浸透社會空間后引起了許多近乎荒誕的感受(《相聚會議室》)。這些散文犀利地指出，農耕時代的美學話語開始捉襟見肘，力不從心；與此同時，許多新的詞匯在迅速地產生、流行、繁殖，以見證這個時代的遷流不居。很少人會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泥土哪去了”所代表的疑問不僅指向傳統美學的尷尬，更指向了這種美學感覺變遷背后人的主體性的動搖。泥土被驅逐出生活、機器規定感覺和需要、節奏快到不能自已、工具理性在不知不覺中禁錮了人性——“人”到哪里去了？我們正以怎樣的姿態陷入技術與消費合力挖掘的陷阱？我們為何對此無動于衷甚至興高采烈？一連串的疑問屹立在散文的背面，催促著思考不斷向表象背面的縱深掘進。

　　二

　　許多批評家注意到了南帆散文富有個性的智性表述；這些批評家同時認為，南帆愿意且擅長于克制自己的情感抒發，冷峻的智性擠壓了抒情的空間。后一種認知受到了一套散文美學知識譜系的支撐，它更多地強調了周作人、朱自清、楊朔等人的抒情習慣。然而，散文集《泥土哪去了》以其敘事實踐質疑了這套知識譜系的合法性。我們不得不將自己的思考引向深入：誰規定了智性與抒情的對峙？懷疑難道就不是抒情？追問難道就不包含抒情？

　　問題不在于什么是抒情或抒情的意義，而在于抒情的境界與情懷。在這部散文集中的歷史主題敘事上，述史的襟懷賦予歷史重述以新的意義重量。性格棱角分明的沈葆楨為何能獲得其所處時代和后世的雙重認可？仕途坦蕩的沈葆楨為何總是無法抑制辭官回鄉的愿望？革命的大信仰與夫妻的小私情在林覺民身上發生過怎樣的撕扯？歷史遺留的傷口究竟隱伏了多大的情感能量？什么才是林旭、林紓、林長民等身處大轉折時代的人進入歷史的必要條件？克羅齊曾說過：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當然，它并不意味著隨意解讀歷史的合理性，而是將重擔壓在了歷史解讀的意義之上。面對福州歷史上的先賢，上述問題的發現、解釋與想象，恰恰構成了兩個大轉折時代的對話，這是一種隱蔽而宏闊的抒情。伴隨著許多生動細節的不斷展開、演繹、揣摩、體驗，沈葆楨、林覺民、林旭、林紓等人的歷史行為跨越了時間的藩籬，在一百多年之后仍在不斷引發新的思索。當視角轉向敘述父母和自己的往事時，歷史變遷的穩重和率性、歷史與個人之間復雜而詭譎的關系被反復探尋，則展示出逸出了“革命”式的大詞條控制的、更為生動鮮活的，然而也是更為尖銳和沉重的歷史。

　　三

　　大情懷遠比小規則重要。散文的文體、邊界、特征，諸如此類的問題討論期望一勞永逸地將散文的本質固定下來，或者至少做到與其他文體的涇渭分明。然而，從1994年《文學評論》上的《文類與散文》開始到2014年《光明日報》上的《文無定法：范式與枷鎖》，南帆多次表達他對于界定散文的態度：散文沒有嚴格的文體規范，也不需要。美文、雜文、隨筆、小品，各種細致的分類不能說明和保證散文本身的品質，同樣，敘事、議論、想象、考證、抒情、質疑也都是可以利用的工具。蘇東坡的《記承天寺夜游》就是證明散文自由特性的極為精當的例子。

　　《泥土哪去了》這部散文集呈現出了散文寫作在形象與抽象、絢爛與平淡、精致與自然之間所取得的平衡，這種境界顯然源自思想和情懷的交融。因此，如果非要給散文寫作打幾個界樁，那么散文的邊界不在于某種程式或特征，而在于思想或情懷的境界，在于對生命寬度的體驗和意義深度的理解。針砭時弊、激濁揚清是一種情懷，思索和感悟也是一種情懷。無論散文筆法是九天翱翔還是潛淵將躍，對于有追求的散文而言，思想與情懷終是馭龍之珠。

　　(作者為福建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