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怎樣講述中國農村故事(牛學智)

——從長篇小說《上莊記》說開去

　　寧夏籍作家季棟梁長篇小說《上莊記》從2014年出版至今成為一個閱讀熱點，不是孤立的現象，可以結合近年來有關作品及所折射出的某種思潮動態來看待。

　　2010年，河南籍青年作家梁鴻出版“非虛構文學”《中國在梁莊》，2013年出版其姊妹篇《出梁莊記》，先是在文學界產生很大影響，進而延伸到思想文化領域，后來“梁莊”干脆成了網上網下的一個關鍵詞條；方方的中篇小說《涂自強的個人悲傷》一經2013年第2期《十月》發表，討論的聲音同樣傳到了方方面面，先是媒體，再是文學評論界，最后也是網上網下，甚至波及思想界。當然，在這個閱讀行列里，路遙的長篇三部曲《平凡的世界》，始終伴隨其中，雖然好像是所謂的“勵志”在起作用，難道真是“勵志”嗎？

　　綜合來說，這些文學敘述的確有一個共同的指向，就是都不約而同把視角內置在了中國農村社會的內部，并且不是單講農村社會內部某一個體心靈的遭遇，而是以農村社會內部為背景，以農民或者說底層者、弱勢者為群體——至少看作一個階層的命運遭際來講述。梁莊在中國改革大潮中何去何從；涂自強非常努力，也很注重理想追求，但結果還是以物質與精神的雙重失敗而告終；上莊在生態移民中問題叢生，最棘手的顯然不單單是教育問題，更包括那些可能永遠無條件城鎮化的農村在整個城鎮化中如何處置的問題等等，其中的悲情、悲劇、悲哀，實際上一度被幸福故事、快樂敘述和“好心態”的處世哲學所遮蔽。在此層面上再來審視一系列思想文化問題，我個人覺得，它們的“熱”意味著人文知識分子甚至普通大眾，對理性的回歸、對講道理的熱愛和對基本良知的呼喚——當幸福、快樂故事和“好心態”哲學彌漫之時，這些人性的基本方面其實是被忽略甚至有意回避的，盡管它們或許并沒有徹底消失。

　　至少有三點啟示，需要重點強調。

　　一是文學能力說到底是對世界真相的獨到感知�！渡锨f記》中對西北偏遠農村世界現狀的感知，嚴格說早已出現在眾多社會學和經濟學調研報告中了，只不過那些致力于城鎮化建設的方法和措施，其結構體例的確沒有把農村內部人的命運和遭際納入進去。而季棟梁的發現和感知，正好指向了不能或無條件城鎮化的農村社會到底該怎么辦的問題。他的這個感知和發現，正與年前兩會當中個別代表委員的描述有深層的一致性，即“什么時候中國人辦事不求人了”，“什么時候中國的青年人不感到迷茫無助了”，就說明中國真的進步了。西北農村彌漫著凡辦事都一定得求人的氣氛，同時，不要說青年人無助迷茫，就連“空巢”的老人和學齡孩子，照樣被無處不在的焦慮所裹挾。這些問題當然并非《上莊記》首次敘述，只不過它們過去經常隱沒在數據后面罷了。沒有切身體驗和感知，數據就只是一個中性的媒介，它不會深入到人的命運皺褶里去，也就不可能看到數據背后的真相。

　　二是文學價值之所以備受關注，不是因為文學好玩，而在于文學能于眾多價值中發現核心價值。說到目前中國的農村社會，我們習慣于一種二元思維，什么城鄉對立、價值失衡、自我迷失、貧富差距等等。應該說這些問題都是目前的重要社會問題，可惜的是，這些問題在一般的文學表達和社會學調查中，都是通過層層分解的方法提出來的，即是最終以個體的名義提交的。如此一來，核心問題、核心價值實際上一直處于被消解的境地�！渡锨f記》里提出的核心問題和核心價值是什么呢？是農民作為農村社會主體性的問題。種地、收割、上學、致富、造屋、辦事乃至謀求發展等等，能否由農民做主呢？在我們的一些宏大規劃中，答案好像是否定的。而這些能做主卻偏偏做不了主的大小事情，實際成了農民本人日復一日變得頹唐、無助、迷茫的根本原因。他們無法確切地感受到改革開放所帶來的紅利，也無法確切地體驗到幾乎所有惠民、富民政策的實惠。他們還要繼續為本來正常的開支，譬如因基本的醫療、教育、住房的不公平而付出高昂的代價，乃至花盡半生或一輩子所積攢的全部積蓄。包括《上莊記》在內，《平凡的世界》《中國在梁莊》《出梁莊記》《涂自強的個人悲傷》等等，它們不約而同，幾乎都通過文學的發現眼光，于眾多問題和價值中，發現并敘述出了當前中國農村社會的核心問題，和急需的核心價值。

　　三是通過個人故事的普遍化，講述了一時代突出的階層故事、民族故事和中國故事。人們喜歡讀這一類型的作品，是因為他們在文本中產生了共鳴、達成了共識的內容，實乃與自身經歷、體驗、經驗和感知十分相似。正因相似，說明內容所告知的、敘事所顯示的和思想所觸及的，是一個普遍而異常尖銳的現象。對共同現象的持續思索，特別是集體無意識思考，表明該現象或問題已經是或至少是此時此刻中國某一階層的普遍關切，圍繞其中的才是具體道德倫理問題、價值期許問題和文化認同問題。如此來看，如果沒上升到這個高度，不管何樣讀物，要成為全民閱讀的熱點都會很困難。

　　而正是在這個層面，前面所提到的這些作品正需要有個正確導向，引導讀者正確理解其內在意圖。比如《平凡的世界》，孫氏兄弟為生存本能所驅趕的奮力拼搏，就不宜放大為“勵志故事”，否則會曲解作家路遙的真正意圖。路遙所希望的僅僅是孫氏兄弟賴以生存生活的環境能有個好的社會機制支持罷了�！渡锨f記》有些讀者可能會讀成詩意鄉村的挽歌，總愿意在搞笑詼諧的語言中逗留，而至于把“上莊”世界看作一個小品一般的娛樂對象，如此做，季棟梁的意圖和苦苦思索不但被消解了，還可能被披上文化傳統主義的審美外衣，思索于是終止于哈哈一笑。同理，讀《涂自強的個人悲傷》，如果只無止無休地埋怨那個總是碰壁總是失敗總是辦事不順的倒霉蛋涂自強，那么，方方想要通過涂自強個人悲傷出示的涂自強所躋身的這一階層的集體悲劇和社會現實遭遇，就不可能被正視，社會的不公將如何得到起碼的干預和改善呢？讀《中國在梁莊》《出梁莊記》更是如此，思維不能老停留在鄉村詩意不詩意，誰怎么沒有富起來、誰又怎么如此窩囊等低層次水平。需要追問造成形形色色底層群體如此命運的社會機制根源，因為這些作品中的幾乎每一個成員，都生活得比我們更艱辛、更努力。

　　如此等等，如果不在這樣一個基本語境來看待這些作品的“熱”，如果不在近乎集體無意識的大眾閱讀選擇中，來理解這些作品的關注點，我們就可能只是在消費這些印刷品，而不是思索這些作品所鄭重顯示的時代思想訴求。

　　(作者為寧夏社科院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員、副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