菩提樹下清蔭則是去年——福建的四位女詩人(謝冕)

　　一部中國新詩史是由幾位福建籍的女詩人“串”起來的，她們是冰心——林徽因——鄭敏——舒婷。四位詩人，分別代表了百年新詩發展的四個重要階段。

　　我研究中國新詩史，無意中發現福建籍的女詩人在新詩史中的突出而特殊的地位。中國的女性詩人眼下是很多了，但在新詩草創期以及隨后的相當長的時間(包括共和國前期)里，女詩人為數寥寥，甚至是鳳毛麟角的——一部中國新詩史基本上是由男性書寫的。令人感到意外的是，盡管男詩人為數眾多，他們一定程度壟斷了話語權，可是新詩發展的每一個重要的階段，總推出女性詩人來概括一個時代。尤為讓人感到驚異的是，這些概括了時代精神的代表性女詩人竟然都出自福建！我曾說過，一部中國新詩史是由幾位福建籍的女詩人“串”起來的，她們是冰心——林徽因——鄭敏——舒婷。四位詩人，分別代表了百年新詩發展的四個重要階段。

　　這里首先要說冰心先生，我本人有幸在她的書房傾聽過她的談話，和她親切地談論過家鄉、寫作和童年的記憶。記得有一次，她在贈送給我的照片背面題簽，認我為“同宗”——我和冰心的祖籍都是福建長樂，都是長樂的謝姓家族，我和冰心先生“核對”過，我們的堂號都是“寶樹堂”，那天，她在贈我的照片背面不假思索地題寫“謝冕同宗”四字。冰心是影響了我一生的前輩作家，從《寄小讀者》開始，我就是她的忠實的小讀者，隨后，她的《繁星》、《春水》進入了我對于中國詩歌的思考。我說過，早年我不懂魯迅，卻懂得冰心，我領悟她博大的愛心，并使之融入我的心靈，成為我人生的志向和目標。還有她優美高雅的文章風格，我悄悄地學習她的美文，這種學習深刻地影響了我后來的文風。

　　冰心的寫作始于五四新詩的誕生期，她的名字是與新詩早期的締造者胡適、劉半農、朱自清、郭沫若等大體同時出現的。冰心的出現是當日詩歌界一道動人的風景。有論者把《繁星》、《春水》與魯迅的小說集《吶喊》相提并論。(見蘇雪林：《冰心女士的小詩》：“五四運動發生的兩年間，新文學的園地里，還是一片荒蕪，但不久便有了很好的收獲。第一是魯迅的小說集《吶喊》，第二是冰心的小詩�！�—于是她更一躍而為第一流的女詩人了�！鞭D引自張延文《福建女詩人傳統》)。甚至有人將當日盛行的小詩體式稱為“繁星體”。盡管冰心本人對自己當時的寫作評價不高(1933年冰心在《冰心小說集》自序中說：“談到零碎的思想要聯帶著說一說《繁星》和《春水》。這兩本‘零碎的思想’使我受了無限的冤枉！我吞咽了十年的話，我要傾吐出來了�！斗毙恰泛汀洞核�》不是詩，至少那時的我，不在立意做詩�！币�自劉福春著：《尋詩散錄——風行一時的小詩》。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9月)，但是朱自清在《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的導言中鄭重地記下了冰心的貢獻。

　　冰心的創作的確概括了一個時代，她的創作凸顯了那個個性解放、思想獨立的時代精神�；仡櫘斈昴且粓鲛Z轟烈烈的詩歌運動，這一運動致力于解放詩體、破除束縛思想的舊格律，致力于以白話代替文言寫詩，從而使自由的思想、鮮活的想象能夠進入詩中。在這方面，冰心不僅是最早的實踐者之一，而且象征了一個時代。她的小詩創作借鑒了泰戈爾的簡潔深邃，也間接受到日本俳句的影響，清新、雋永、明快、簡潔，有一種澄澈透明的空靈。盡管她未必有意，但她的確是一位引導潮流的詩人，她的詩歌創作概括了一個偉大時代的自由精神。

　　林徽因和冰心是同代人，我見過她們兩人在美國留學時的合影，但她們的詩風迥然不同。林徽因的創作在新月派中占有重要的位置。這位出身名門的福建才女，她的身世聯系著福州名人扎堆的三坊七巷，也聯系著一代宗師梁啟超的顯赫家族，她的傳奇般的婚戀經歷，更是與民國當年的學術界、建筑界、詩歌界最活躍的人士相聯系。她是北京著名的“太太客廳”的女主人，在她的身邊聚集了當年中國國內外(例如費正清、費慰梅等)最優秀的一批教授、學者、詩人、作家和社會名流，那些她的摯友、愛人和崇拜者，更是眾星捧月般地圍繞在她的周圍，捧著她這一彎清俊的“新月”。在這座北京城內著名的客廳里，他們飲英國式的下午茶，傾聽女主人的妙語連珠，談論文學或詩歌，也許更有哲學和建筑。(一位朋友在她的書中記下了林徽因的下午茶情景：“林徽因的博聞強記令人驚異，無論是濟慈、雪萊、還是勃朗寧夫人、葉賽寧、裴多菲、惠特曼——誰記不住、背不出的詩句，林徽因都能準確無誤地出口成章。林徽因很喜歡愛爾蘭詩人葉芝的《當你老了》，她用英文朗讀那首詩時，在座的陳岱孫、金岳霖曾被感動得淚光閃爍�！标愑鍛c：《多少往事煙雨中》，120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年1月)。這是當年北京城內一道美麗的風景。

　　朱自清曾將新詩第一個十年豐富的實踐概括為自由、格律和象征三大詩派。就當日新詩的總體追求而言，要是說冰心代表的是自由詩派，林徽因代表的則是格律詩派。新詩的發軔期，總的傾向是詩體的大解放，胡適有言，唯有詩體的解放，“豐富的材料、精密的觀察、高深的理想、復雜的感情、方才能跑到詩里去�！�(胡適《談新詩》，《星期評論》雙十節紀念號，第五張，1919年)。當年的主張甚至認為“要使作詩如作文”。冰心的早期創作就代表了這種無拘束的自由大趨勢。而新月派的出現是要為新詩“創格”，其趨勢是要以新的格律來約束和節制早期創作過于散漫、清淺的狀態。林徽因創作理所當然地代表了一個新的風尚。

　　中國新詩經歷了輝煌的第一個十年的洗禮，開始迎接戰爭造成的詩意偏離的考驗，道路曲折而艱險。詩歌在跌宕起伏中繼續頑強地成長、發展著。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戰爭環境中的昆明，頓時宛若一座詩歌的孤島。在西南聯大校園，在馮至、聞一多、朱自清、燕卜蓀等詩歌前輩的帶領下，集合著一批年輕的探索者(也是挑戰者)。他們中的佼佼者，是后來被稱為九葉派的中堅，如穆旦、杜運燮、袁可嘉等，而福建籍的女詩人鄭敏自然地成為他們中引人注目的人物。

　　我讀鄭敏，是在四十年代后期的《中國新詩》和《大公報》副刊等報刊上，那時我是一個癡迷的詩歌少年，我收集了她的許多詩歌剪報。我非常喜歡鄭敏的詩，喜歡她詩中流淌的與當年的流行完全另樣的“洋味”(歐化傾向)。那時我不明白，正是以穆旦為代表的這些年輕的西南聯大的詩人們，挑起了一副重擔，他們要接續五四輝煌十年之后造成的新詩現代化的“斷層”，繼續并發揚新詩借鑒外來影響的傳統。在西南聯大，龐德、奧登、艾略特等人的名字高頻率地出現，成為這批詩人傾慕和景仰的偶像。這些年輕詩人的創作賡續和光大了當時備受冷落的中國新詩現代主義的傳統。

　　當他們寫著成熟的詩歌的時候，我還只是一個愛好詩歌的初中生。但我用艱難積攢的零用錢購買了所能找到的他們的作品，鄭敏的名字就這樣被我記住了。我知道她在西南聯大是學哲學的，后來在美國得過學位。除了寫詩，她專攻英美文學并熟諳結構主義和解構主義的理論，當年我對鄭敏的景仰近于崇拜。而我認識她則是在時隔三十多年后的北京。朦朧詩事件拉近了我和“九葉”的距離，也拉近了我和鄭敏的距離。因為同在高校，我居住的燕園與她居住的清華園僅有一墻之隔，就這樣，我們建立了亦師亦友的友誼。來往多了，我指導的博士生，經�！按�門”到鄭敏先生那邊討教，鄭敏曾經開玩笑說，我帶了一批你的學生。

　　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九葉”的詩人除穆旦外都還健在，有時辛笛從上海來京，有時唐湜從溫州來京，有時唐祈從蘭州來京，他們一般都會在鄭敏的清華園聚會。那時交通不方便，沒有出租車，只能靠為數很少的公共汽車，而我在暢春園的家就成了他們出發、到達的中間站。這些“葉子”們遠道飄飛而來，往往選擇在暢春園稍事歇腳，而后前往赴會。一般他們都會邀我同往，所以有很多時候，我就成為他們聚會的“觀察員”。這當然是我的榮幸和永遠的記憶。

　　我和鄭敏的友誼一直延續到今天，我們時不時地會互通電話。韓作榮主事《人民文學》的時候，每年年末我們都有一個小型的迎春聚會，因而也都有機會拜訪清華園，和鄭先生一起餐聚、晤談，聽童詩白先生的鋼琴。鄭先生不僅在寫詩和治學方面是我們的榜樣，鄭先生在健康方面也令我們羨慕不已，她現在不僅思維清晰、敏捷，而且還能做俯臥撐，簡直成仙了。關于鄭先生，我寫過一篇《郁金香的拒絕》，是一篇游戲筆墨，寫她是如何不讓我“偷窺”她院子里的郁金香的，鄭先生讀了不僅不惱，似乎還默認了！

　　現在該說到舒婷了，以上幾位都是我的前輩，舒婷則是晚輩。認識舒婷的詩是在認識舒婷本人之前，就是說，詩在前，人在后。較之北島、芒克、林莽、江河、楊煉、顧城(這些人當時都住在北京)諸人，認識舒婷要更晚一些。但她的名字早就聽說了，我很為家鄉出了舒婷而欣喜。朦朧詩似乎在等待一個“女發言人”，它把目光投向了遙遠的福建。應當感謝蔡其矯先生的慧眼，蔡先生把她的詩抄在本子上，人們通過他的手抄本認識了這位原先是知青、后來是車間女工的南方女子。她由第一屆青春詩會來到詩歌第一刊的《詩刊》，這個過程遙遠而迷茫，卻客觀地印證著中國社會由封閉走向開放的全部的艱難行程。

　　舒婷的詩有一股被稱為“美麗的憂傷”或“憂傷的美麗”的情緒纏繞著，她的詩有南方女性的委婉，而在委婉中充盈著堅韌，人們在她的淚水與血痕的間隙中，發現了久違的個性(當日流行的“自我”)書寫，深沉的愛情的呼喚，尊嚴的女性獨立的宣示，使她的詩閃耀著驚人的人性的光輝。

　　此前，舒婷并不認識朦朧詩的那些朋友們，他們也是通過彼此的閱讀而心氣相投的。我不知道在第一屆青春詩會之前他們是如何相識的，我想是對于詩歌新時代的召喚和對于藝術禁錮的反抗，使他們走到了一起。舒婷于是成為了朦朧詩的標志性詩人，她自己也在這種對于“傳統”的質疑中成為一名堅定的挑戰者。

　　在我們前面敘述的三個詩人中，冰心、林徽因和鄭敏都受過良好的教育，她們都在國外得過學位，她們是東西方兩種文化影響下成長的，但舒婷例外。舒婷如她的同時代人那樣，在少年時代就被剝奪了正常教育的機會，而且被無情地放逐到遠離家庭的地方。我有幸拜訪過她插隊的福建上杭太拔山村。一條山澗流過她的門前，山外還是山，家鄉廈門在烽煙迷茫的遠處。于是她的筆下出現了孤獨的站臺，站臺上一盞孤獨的燈，燈光暗淡而搖曳。厄運并不能抹殺才華，苦難可能孕育成功。舒婷與她的三位前輩不同，她擁有了更多的苦難，這是她的不幸，也是她的“有幸”。

　　福建是美麗的，福建的山水孕育了女人和詩歌，于是福建用智慧的女詩人彰顯了中國詩歌的歷史。四位詩人中，冰心先生是我的“同宗”，是啟蒙老師，鄭敏先生是“亦師亦友”，舒婷是朋友，我和林徽因先生是交臂而過，我到北大上學的時候，徽因先生剛剛離去不久，但從書刊和傳說中，我神往于她的美麗和風采——其實她周圍的那些朋友，也都和我工作的北大有著非常親密的關系。為了紀念這位我心儀、卻未能謀面的前輩，這篇文章特意以她的詩句名篇，讓我們永遠記�。骸捌刑針湎虑迨a則是去年”！

　　2015年3月31日 于北京大學中國詩歌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