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批評走到今天,未必像一些人詬病的那樣,一無是處,千瘡百孔,但也的確面臨不少問題。分析起來,文學批評的迷失主要表現在三方面:一是某些批評對文學事件似乎比對文學作品更感興趣;二是文學批評幾乎變成了一邊倒的文學吹捧;三是文學批評圈子化。在此態勢下,文學批評逐漸失去與大眾對話的勇氣和文化建設的功能。換言之,如今文學批評乏力的根本原因,不是因為匱乏批評的能量與能力,也不是理論資源過;虿粔,而是文學批評者的倫理維度和美學維度的主體性嚴重缺位,是批評家在文化多元化與消費主義盛行時代,失去了其本該固有的倫理立場,因而無法堅守批評家的社會責任感。
置身信息爆炸的互聯網時代,我們其實并不缺少有實力、有才華的批評家。問題在于,有些人借助媒體的力量掙得“批評家”的頭銜,卻于陶陶然之余丟失了起碼的人文關懷。一些批評者的文字遠離了具體的作家作品,沾沾自喜于宏大敘事,高坐講堂,自說自話。也許在他們眼里,具體作家作品的評論工程太小,收益甚微,以其“才華”“能力”,乃是高射炮打蚊子,“非不能也,是不為也”。隨著一些批評者的出場費、講課費、稿費等的日益攀升,隨著其“生殺予奪”大權在握的沾沾自喜,他們作為批評家的真誠與力量也日漸流失。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指出,要高度重視和切實加強文藝評論工作,運用歷史的、人民的、藝術的、美學的觀點評判和鑒賞作品,倡導說真話、講道理,營造開展文藝批評的良好氛圍。批評家的責任是培育和引領,而不是迎合和屈就。以批評家的良知和擔當,必須堅持思想和藝術標準,要在大量潮水般涌來的文藝作品中披沙揀金、去粗取精,將思想性、藝術性、觀賞性高度集中的精品佳作淘選出來,推介給廣大讀者,營造良好的市場環境和積極健康的時代風尚,這才是批評的價值所在。那種將商業標準凌駕于藝術標準之上,被市場牽著鼻子走,不是引領市場、引導消費,而是淪為市場的推手、金錢的奴隸的所謂批評,是與人民利益、社會效益格格不入的,必須堅決抵制。
有些作家、藝術家,總是愛聽贊美的批評,不愛聽挑刺的批評。但作為批評家,不能喪失原則和良知,要秉持嚴肅科學、理性公正的態度,甄別良莠,明辨是非,對文藝作品、文藝現象、文藝思潮進行科學大膽的分析、闡釋和評判,在成就與不足、優長與缺失上,作出盡可能公正的判斷和批評,以此助推科學健康的文藝觀的建構,推動文藝的繁榮發展。
當前,亟須重建文學批評的公信力。這種公信力來自哪里?首先當推真誠的文學批評。所謂真誠的批評,是指一種面對作家作品敢說真話、敢于亮劍的理論表達。批評家主體建構起道德底線與美學準則之日,就是批評面對文學發出強有力聲音之時。法國劇作家博馬舍說,若批評不自由,則贊美無意義。魯迅先生也說,批評必須壞處說壞,好處說好。話雖淺顯,但要真正做到并非易事。
文學批評的公信力不僅來自真誠,也需要有力度。所謂有力度,就是要在真誠的基礎上,具有文學的活力、評論的魅力、語言的生命力和情感的感染力。不能是八股當道,概念壯膽,生僻名詞開路,而應當如“鮮花著錦,烈火烹油”,活力四射,感化人心。放眼古今中外,范例不難找到。毛澤東的文章尖銳諧趣;魯迅的雜感旁征博引,形象深邃;瞿秋白的批評文字郁勃峭拔,力透紙背。著名紅學家蔣和森先生才氣橫溢,其《紅樓夢論稿》妙語迭出:“寶釵,寶釵,如果得到‘好風’的‘借力’,又何嘗不能成為一把寶劍!這是一把以黃金為外殼并鏤刻著美麗花紋的寶劍;一把適于佩掛在蟒袍玉帶上的寶劍;然而這又是一把終未出鞘而銹掉的寶劍!是的,冷酷的時代,終于把這個少女葬身于白茫茫的大雪!”感興式的思考,抒情散文的筆調,華麗芬芳的文字,令人警醒。
在當前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時代語境下,批評家們面臨的挑戰與機遇其實是并存的。說真話,講道理,顯然要比“多栽花少挑刺”艱難得多。但是,一位有社會責任感的文學批評家,就應該具備真誠有力的精神和氣概;否則,莫如趁早收攤,另謀高就。既然選定文學批評這條道路,就要堅定信念,堅守責任,不套用西方理論來剪裁中國人的審美,更不能用簡單的商業標準取代藝術標準——這應該成為所有批評家潛心思悟的一個時代賦予的莊嚴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