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俗匯流 不可替代(陳遼)

　　花城出版社2014年11月出版的方忠選集《雅俗匯流》，對世界華文文學進行了深入而又獨特的研究。方忠在華文文學研究中的獨特成就則在于，他呈現了世界華文文學的不同風景。

　　首先，方忠通過對華文文學中俗文學的細致認真的研究，明白揭示：華文文學中的俗文學填補了新中國成立以后當代文學中這一領域的空白，這是華文文學中的第一道亮麗的風景線。在新中國成立后的當代文學中，通俗文學幾乎絕跡，出現一片空白。這是很不應該的。方忠在研究華文文學過程中發現，中國當代文學中的這一空白恰恰由華文文學中的俗文學填補了，而且成就卓著。正是在新中國成立后的十七年和文化大革命十年間，香港、臺灣的通俗文學有了極大的良性發展，優秀作品迭出。金庸、梁羽生等武俠小說，唐人、倪匡等的科幻小說，亦舒、依達、嚴沁等的言情小說，南宮博等的通俗歷史小說，梁鳳儀的財經小說，項莊、梁小中、胡菊人、林燕妮、阿濃、三蘇等的框框雜文，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著香港當代文學的成就。通俗文學是香港當代文學的半壁江山。再看臺灣。瓊瑤和三毛是臺灣言情文學園地里的兩朵奇葩，她們以各自亮麗的光彩標志著臺灣言情文學的最高成就。臺灣武俠小說的開拓者是郎紅浣。他的創作，比被譽為“新派武俠小說的開山祖師”的香港梁羽生要早整整兩年。1958年前后，臺灣武俠小說三劍客臥龍生、司馬翎、諸葛青云又以豐厚的創作，揭開了臺灣武俠小說的嶄新一頁。進入20世紀60年代，是臺灣武俠小說高手輩出的年代。據不完全統計，其時涉足武俠創作領域的大小作家有三百余人。而成就最高、位居臺灣武俠小說家之首的是古龍。古龍在武俠小說創作方面的成就堪與香港的金庸比肩。1985年，大俠古龍病逝后，蕭逸力挽狂瀾于既倒，成為古龍之后的又一名家。1982年以后，溫瑞安以武俠小說家中的“現代派”自居，全面革新武俠小說的傳統形式，有得有失。高陽的歷史小說，把雄渾的歷史洪流、蒼茫的歷史背景和世俗化的日常生活融洽在一起，構成了他的歷史小說多姿多彩的藝術世界。香港、臺灣的俗文學彌補了大陸當代文學長達二十七年的俗文學的空白，其意義和價值非同小可！方忠在《雅俗匯流》一書中所呈現的華文文學另一風景線是：華文文學中的現代主義文學承傳和發展了五四新文化運動后的中國現代主義文學，促使現代主義文學在華文文學中再次勃興和崛起，填補了大陸文學1949—1979三十年間的缺失�，F代主義，作為一種文藝思潮和創作方法，19世紀末20世紀初開始出現于歐美各國。五四以后，現代主義被引進和傳入中國，在新文化運動中，有其不可抹煞的價值。但在新中國成立后，卻把現代主義文學視為異類，將它逐出在當代文學之外。大陸這三十年現代主義文學的空白，又恰好由臺港澳和各國華文文學中的現代主義文學填補了。如香港劉以鬯的小說，廣泛采用了意識流、象征、暗喻等現代主義小說技巧，被稱為“實驗小說”。1963年他出版的《酒徒》，是一部成功地把西方意識流小說中國化的長篇力作，被譽為中國第一部意識流長篇小說。臺灣的白先勇一方面具有中國古典文學的根基，另一方面又接受了西方文學的訓練，使他成為充滿現代文學精神氣質的作家。其代表作《臺北人》，在過去／現在、大陸／臺灣兩個時空的不斷交錯閃回中，呈示出人生的無奈和蒼涼。王文興的小說對現代主義藝術的探索是多方面的，它們借鑒吸收了現代詩的表現方法，注重意象的營造和語言的創新，以象征、暗示的手法擴大想象空間，使作品精練、含蓄、富有詩意，并呈現出鮮明的現代性特征。王文興的長篇小說《家變》具有文學史意義。再如余光中，他不斷開拓創新，在現代和傳統、中國和西方之間走出了一條富有獨創性的藝術道路。至于歐美華文文學、東南亞華文文學中的現代主義作家，如歐陽子(美國華文文學現代主義小說家)、云鶴(菲律賓華文文學現代派詩人)、琴思鋼(泰國華文文學現代主義小說家)等等及其作品，多得不能一一列舉�？傊�，方忠對華文文學中現代主義文學的研究和呈現，將它們作為華文文學中另一風景線予以揭示，是他對華文文學研究的又一貢獻。

　　通過對世界華文文學的研究，方忠又在《雅俗匯流》中呈現了華文文學的第三道風景線：華文文學中的經典作家、經典作品，可以進入中國文學史。臺灣、香港、澳門的華文文學作家中的出類拔萃者可以進入中國文學史，自無問題；但在方忠看來，世界各國的華文文學中的尖子作家及傳世作品，也應進入中國文學史。這是因為，不少歐美華文文學作家他們本來是中國籍，只是到了歐美后，他們才加入了外國籍。如現在作為美國華文文學代表作家的白先勇、於梨華、聶華苓、陳若曦、張系國、杜國清、鄭愁予、王鼎鈞等；加拿大華文文學作家梁錫華；歐洲華文文學作家趙淑俠、龍應臺、林湄、鄭寶娟、呂大明；菲律賓華文文學作家施穎洲、林健民；印度尼西亞華文文學作家黃東平；越南華文文學作家旭茹；日本華文文學作家蔣濮，緬甸華文文學作家黃綽卿；毛里求斯華文詩人吳越夫；澳大利亞華文文學作家徐家楨、張奧列；馬來西亞華文文學作家云里風、陳政欣、朵拉、方北方、姚紫、方修；文萊華文文學作家傅文成、劭安；泰國華文文學作家吳繼岳、年臘梅、司馬攻、夢莉、嶺南人；新加坡華文文學作家黃孟文、尤今、蓉子、駱明、王潤華；等等。他們都是在少年、青年、中年時期，受到過五四新文化運動、新文學的哺乳，中國新文學對他們有深刻影響；他們都肯定，中華文化是他們作品的根；他們加入外國籍后，仍把中國視為他們的母國。因此，他們以華文寫作的作品，既是他們所在國少數民族文學的一部分，又是中國文學的一部分。他們中的代表作家和代表作品，進入中國現當代文學史，合情合理合法。但方忠并不主張華文文學中的知名作家和知名作品都可以入史，而是提出了華文文學作家作品入史的兩個原則：一是“經典性原則”。指進入文學史的作家作品必須具有經典的性質，“指的應是具有豐厚的人生意蘊和永恒的藝術價值，為一代又一代讀者反復閱讀、欣賞，體現民族審美風尚和美學精神，深具原創性的文學作品”。二是“互補性原則”。即“應充分考慮到不同區域文學、不同時期的文學的各自成就和特點”，而“與大陸文學在文學思想、文學現象、文學題材、文學表現等方面都有著很強的互補性”。只有如此，我們才能真正建構起多元共生，整合大陸文學、臺港澳文學、世界各國華文文學的兼容雅俗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史。

　　方忠研究和呈現的這三道華文文學風景線，不只是對全面了解華文文學有重大意義，而且對完整地理解中國文學，寫出真正的中國文學史，也有著實踐指導意義。方忠的《雅俗匯流》，作為“世界華文文學研究文庫”之一，它的價值和不可替代性，使它足以成為一部研究華文文學的必讀參考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