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兒童文學文論解說》：重構中國兒童文學批評史(劉緒源)

朱自強：中國海洋大學教授、兒童文學研究所所長

《現代兒童文學文論解說》，朱自強/著，海豚出版社2014年12月第一版，48.00元

　　“通過選文和解說，努力建立現代兒童文學文論與當代兒童文學文論的互動性關聯，進而建構一個屬于我本人的中國兒童文學理論批評史的基本框架和大致走向�！�

　　到朱自強這本《現代兒童文學文論解說》出版(2014年12月版)，海豚出版社“海豚學園”書系或已大致出齊。但這一本和前已印行的魯迅、周作人等論兒童文學的專集不同，前幾種都由編選者“輯箋”；本書則改為“解說”，書中選有孫毓修、周作人、魯迅、郭沫若、葉圣陶、趙景深等18人文章，外加一次多人座談會記錄，共37篇，文后解說大都不短，最長的(關于周作人《兒童的文學》)有近萬字，有的比原文長兩倍還不止(如關于冰心《寄小讀者》序)�？梢�，在這本書中，朱自強自己的觀點占了很大的分量。于是，當初發表的文論，這些文論在當時和后來造成的影響，現在的選編者對這些文章和影響的看法，這三者在書中發生了激烈而有趣的碰撞，翻開書頁，火花四濺，煞是好看，并引發緊張的思考。朱自強對自己的要求是：“通過選文和解說，努力建立現代兒童文學文論與當代兒童文學文論的互動性關聯，進而建構一個屬于我本人的中國兒童文學理論批評史的基本框架和大致走向�！�(見本書《導論》)看來，這是一個頗具“野心”的選本。讀完全書，我們發現，一個重寫兒童文學批評史的充滿活力的雛形，確已呼之欲出。

　　首先是作者文心之細，這是本書能取得學術成果的一個必要前提，因為這關乎學風和方法，體現了作者看待問題的眼光和眼力。解說當然側重于對內容的理解，但也見縫插針進行了一些有趣的考證。如第6～7頁，作者對孫毓修主持的《童話》叢書初版時間、編撰者及“童話“一詞的來源，作了重新考訂：在時間上，他否定了王泉根、方衛平所說的“1909年創辦”，根據他所找到的第一集第一編《無貓國》的重印本，查獲初印時間應是1908年11月；編譯或編寫者，也不是王泉根所說的先由孫毓修一人，“后由茅盾、鄭振鐸續編”，而是由謝壽長、高真常、張繼凱等人共同參與；對“童話”的語源，朱自強發揮了自己的日語專長，梳理了此詞在日本出版物中的百年軌跡，進一步指出日本對誕生期的中國兒童文學的影響，從而否定了盛巽昌與洪汛濤的推斷。在94頁，朱自強查實了郭沫若的《兒童文學之管見》發表于《民鐸》月刊2卷4號，出版日期為“民國十年正月十五日”，那就應是1921年面世，而不是蔣風、王泉根等過去所說的1922年。但朱自強又自疑：文末標注的寫作時間是“1月11日草”，郭人在日本，當時沒有快遞、傳真，這離刊物出版時間是否太近了？他提出了兩種可能：一是出版日期的“正月”指農歷一月，二是刊物可能延期出版。我以為，這兩種可能都會存在，而刊物延期(大大晚于標注日期)在那時是非常普遍的。有這樣的態度，許多重大學術問題才能厘清，才不至于含糊待之。過去蔣風、吳其南、方衛平等都認為現代中國的“兒童本位論”源出于杜威的“兒童中心說”，在周作人《兒童的文學》一文的解說中，朱自強對此作了詳細分析，一點一點地梳理出這一觀念的來源，指出它與杜威理論并非一回事。這種治學方式，本是現代學術的基本規范，朱自強在日本留學時，師從鳥越信等嚴謹的專家，更養成了在細小處決不輕易放過的習慣，對中國兒童文學理論界的意義非同小可。因兒童文學研究受粗疏、主觀、臆斷乃至強詞奪理的干擾，實在是太多了。

　　書中還曾舉到一例(見第143頁)，說竟有人指周作人《兒童文學小論》不過是“一點兒小論”，是“隨感性的文字”，根本算不上理論。我讀后啞然失笑，未曾讀懂周作人的讀者往往會上這個當，因周氏從來喜歡把自己說小，從不打什么大招牌，他的著述一概謙稱小書、小論，在如日中天時出的書也叫“苦雨齋小叢書”，他的重要論述從來只以清淡的隨筆文字出之，但真正的行家(諸如胡適和魯迅)都能讀出分量。這一關未過，怎能了解周氏理論？只好以“都都平丈我”一類塾師視之罷了。但也由此可見，這一行業中的粗疏已達到怎樣的程度。

　　本書解說的另一特點，是充滿論辯性。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之交，朱自強初登文壇，以一篇《新時期少年小說的誤區》令人矚目，文中點名批評班馬等人的創作，一點不留情面。他的觀點有重要的獨創性(如對于兒童觀的重視)，但行文也有莽撞處，給人以“黑旋風”的印象。時過境遷，朱自強在界內地位彰顯，在高校也成名教授，談話著文穩健起來，板斧掄得少了，印象似已漸近“入云龍”。但近年鋒芒又復凌厲，在本書中，與界內諸同行一一點名論戰，寸步不讓，而行文周密，材料充實，已無莽撞之氣，頗似“豹子頭”或“小李廣”了，這是十分喜人的。

　　在鄭振鐸《〈稻草人〉序》一文的解說中，他旗幟鮮明地提出：葉圣陶的童話集《稻草人》和鄭振鐸所編的《兒童世界》，都存在前后不一的轉向，這與強調“為人生的藝術”的文學研究會成立有關；“兒童文學(包括童話)‘為人生’這絕沒有錯……問題在于，其主張表現的人生和‘成人的悲哀’的絕望性。兒童文學不是任何的成人觀念和情感都可以投注進去的容器”；這段解說還借助德國凱斯特納等作家的話，強調，“只有對人類持有信心的人才能對少年兒童有所幫助”，怎樣將苦難“顯示給兒童”是一個需要兒童文學探究的大問題。他對鄭振鐸的肯定意見持否定態度，對王泉根等當代學者的贊頌則作了有力批駁。在冰心《〈寄小讀者〉四版自序》的解說中，他對冰心這部名著的文學價值也提出了大膽懷疑，并說：“無論是中國現代兒童文學史研究，還是中國現代兒童文學批評史研究，都極有必要對冰心所代表的‘傳統’進行深入的反思�！边@篇解說對方衛平等人的觀點也進行了大段辯駁。在茅盾(化名“惕”)《再談兒童文學》一文的解說中，他借助茅盾的分析，強調了凌叔華的兒童文學創作事實上高于“一直被置于極高的地位”的葉圣陶和張天翼，表達了“重寫”兒童文學史的沖動。論辯最為激烈而密集的，當數與吳其南等爭論“兒童本位論”的問題了。

　　行文至此，我忽然想到，當年趙家璧請蔡元培、胡適、魯迅等一起編定第一個十年的《中國新文學大系》，除創作外，還專設“建設理論集”和“文學論爭集”——新文學草創之初，理論上抓住“建設”和“論爭”，那是抓了要害。中國兒童文學批評史嚴格說仍在草創階段，所以自強文風中突出了“論辯性”和“建設性”，我以為是極有益的。他的建設，首先在方法論上。他提出“建構的本質論”的方法，與我以前提的“建構論須與本質論相統一才有價值”頗相似，但他的提法明顯高于我，因我還在防范后現代理論的消極作用，他則能在不傷既往學術傳統的前提下對后現代理論作積極的應用。通過這一方法，他論證了“一切兒童文學都是現代文學”的重大命題(見本書自序與附錄)，又理出“兒童在人格權利上與成人平等，在心理、生理上與成人不同”這兩個中國的“兒童的發現”的邏輯支點——這其實就是“兒童本位”的理論(見《兒童研究導言》的解說)。統觀全書，我感覺到，在朱自強所構建的未來的中國兒童文學批評史中，“兒童觀”應是其邏輯起點，這與他早年入行時的思考相一致，可謂一以貫之；而真正潛伏著、發展著、有著無窮前途的理論內核，就是“兒童本位論”——周作人、郭沫若、嚴暨澄等對此都有精辟論述，本書也處處閃爍著這一理論的光澤。

　　本書的解說可視作重構新批評史的雛形，我希望它完整的全貌能早日呈現，這定能推動中國兒童文學理論的新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