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想象中的情理平衡(王春林)

　　葉辛是一位社會影響力很大的知青作家，他的作品始終保持著自己對知青生活與命運的關注和思考。就總體狀況而言，雖然葉辛小說寫作的數量很大，但 從題材上看，基本上還是拘囿于知青生活領域的居多。近些年來，或許與作家已然身居上海這座現代化的大都市多年，大都市的生活積累日漸豐富有關，葉辛也在努 力地突破既定知青題材領域的框限，嘗試著拓展新的寫作領域。長篇小說《問世間情》很顯然就是一部他試圖進一步拓展題材領域的作品。雖然故事的發生地依然是 大上海，但作家的藝術聚焦點卻集中到了打工者的身上。

　　打工，是伴隨著日益加劇的中國社會城鎮化進程而出現的一種社會現象。放眼文學界，有不少作家不僅注意到了這個群體的存在，而且也已經寫出了不少 以這一群體的生存境況為表現對象的文學作品。但葉辛這部《問世間情》的特別處在于，他并沒有試圖全景式地展示打工者的生存境遇，而只是緊緊地抓住了打工者 群體中間一種極為普遍的“臨時夫妻”現象，以之為具體切入點，力求從一個側面表現打工者的情感世界。所謂“臨時夫妻”，就是指打工者無論男女，往往會是或 者拋妻(夫)別子或者各在異地單獨一人在外地打工，因為打工者一般都處于青壯年階段，既有難以遏制的性需求，更有著強烈的情感慰藉的需求。怎么辦呢？既然 大家都是獨身一人在外，那干脆就合住在一起臨時搭伙過日子算了。這一搭伙的結果，自然就是所謂“臨時夫妻”的出現�！芭R時夫妻”這種現象，既不合乎社會倫 理道德規范，更不受法律的保護，但惟其因為它順應合乎人性的根本邏輯，所以這種現象在打工者階層中成為一種普遍的存在，就是任誰都無法否認的客觀事實。既 然是一種客觀的社會存在，那就不僅應該得到來自于生活各方面的充分關注，也應該在作家的筆端得到相應的藝術表現。就我個人有限的閱讀視野，雖然關注表現 “臨時夫妻”現象的中短篇小說時有所見，但以長篇小說的形式對之進行具備相當深度的藝術表現，卻還真是極其罕見，理應引起我們的高度關注。

　　占據著《問世間情》這一小說文本中心位置的一對“臨時夫妻”是索遠和麻麗。只是一味沉浸在如此一種幸福生活氛圍環繞中的二人根本就無法料想到， 他們這種順風順水的“臨時夫妻”生活的平靜只不過僅僅維持了三年的時間，就會因為索遠妻子但平平與女兒索想沒有任何前兆的突然到來而被徹底打破。由于家鄉 鄭村遭遇了多年不遇的巨大洪災，不僅無情地吞噬了村民們賴以棲身的房屋，而且還吞噬了幾十條鮮活的生命，這其中就包括索遠年邁體弱的父母。房屋沒了，公婆 走了，孤身一人的但平平只能夠帶著幼女不顧千里迢迢前去投奔遠在遙遠的大上海打工的丈夫索遠。因為事先沒有通氣，所以，她們母女倆的突然現身才會讓索遠倍 感措手不及。

　　可以說，《問世間情》最具人性深度處，也正體現在作者對于男主人公索遠面對著但平平與麻麗實在左右為難、無法作出取舍的內心糾結狀態的精準呈現 上。葉辛是一位特別擅長于感情渲染的作家，他對于索遠情感糾結濃墨重彩式的藝術表現，的確能夠給讀者留下相當深刻的印象�；蛟S正與葉辛的善于感情渲染有 關，他居然把自己這部旨在透視表現打工者群體中“臨時夫妻”現象的長篇小說，干脆就命名為“問世間情”。一看到這個題目，相信很多讀者馬上就會聯想到元好 問“問世間情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許”的千古名句來。而葉辛的命名動機，很顯然也正在于此。

　　不過，作家在藝術想象過程中存在著情理失衡現象。這里所謂的“情理失衡”，與藝術想象中感性與理性所發生的作用密切相關。從根本上說，所有的文 學藝術創作，都可以被看作是作家意識世界中的感性因素與理性因素共同發揮作用的一種過程。具體來說，感性因素，可能更多地體現為作家的藝術感覺。在《問世 間情》里，葉辛對于索遠與麻麗這對“臨時夫妻”之間復雜情感糾結的表現，尤其是對于索遠情感矛盾的精準捕捉與呈示，都可以說是他意識世界中的感性因素充分 發揮作用的一種結果。但是，我們在強調感性因素重要的同時，卻絲毫也不能夠忽視作家的藝術理性在創作過程中所應該發揮的重要作用。任何一種成熟優秀的文學 藝術作品，皆是創作主體藝術感覺與藝術理性有機結合綜合發生作用的結果。假若說葉辛的藝術感覺在《問世間情》中有著較為精彩的表現，那么，其藝術理性的表 現恐怕就顯得不那么盡如人意了。這種藝術理性表現的不足，既體現在若干故事情節設定的說服力不夠充分，又涉及關于所謂“新上海人”文化想象的合理與可能性 問題。在作者的理解中，從全國四面八方來到大上海的打工者，已經到了能夠落足上海，融入上海，并且實現身份轉換，成為“新上海人”的地步了。很顯然，正是 在如此一種在我看來充滿浪漫化色彩的文化想象理念的支撐下，《問世間情》中所活躍的打工者，基本上全都是“新上海人”的形象。這里表現出的都是一種“海納 百川”式的寬容接納姿態，仿佛在這個過程中，就根本沒有發生過任何文化與地緣沖突一樣。在我的理解中，廣大打工者由鄉村進入城市，這一過程無論如何都不可 能如同葉辛所描寫展示的這樣順利、和諧。這是一種充滿著痛苦的社會裂變過程，無可避免地會有諸多人生與人性的悲劇生成。但遺憾之處在于，所有的這一切，在 《問世間情》中卻并沒有得到應有的關注與表現。除了麻麗之死這樣一出帶有很大偶然性的他殺事件之外，彌漫于整部小說文本之中的，都是一種對于“新上海人” 充滿著浪漫化色彩的樂觀主義文化想象。似乎一切都那么順理成章，一切都那么輕而易舉。這樣看來，在此后的小說寫作過程中，如何采取積極有效的手段，進一步 強化自身的藝術理性能力，以充分實現藝術想象中的情理平衡，就是作者必須予以解決的一個重要問題。

　　(《問世間情》，葉辛著，上海文藝出版社2014年4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