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穎而獨到的都市小說研究(朱晶)

——評邱月《焦灼與反思：新都市小說的審美研究“1990年代”》

　　《焦灼與反思：新都市小說的審美研究(1990年代)》，是吉林大學青年學者邱月的博士學位論文，一部富有生氣的當代文學探察與研究專著。它把1990年代的都市小說作為聚焦點，顯示了作者學術卓識，因為20世紀90年代文學處于中國當代文學一個轉折期，具有重要的表征意義和研究價值�；叵�1990年代，1992年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格局，使中國社會實現一次歷史性的轉變：經濟改革全面深化，全國城鎮化腳步提速，社會結構歷經轉型陣痛。這種巨大的社會變革，深刻地影響到文化領域的分化與整合，形成了大眾文化崛起，對峙于主流文化、精英文化甚至越而沖壓的局面。具體到文學上，人們突出的印象是：亂花迷眼，舉步維艱。新寫實小說、新市井小說、新改革小說、新歷史小說以及“現實主義沖擊波”，文壇凸現流派紛呈的態勢，而市場化又很快將主流文學、精英文學逼擠到邊緣與角落，熱熱鬧鬧的書市掩蓋著作家的無奈和作品人物精神的迷茫。有的學者明確地把90年代劃為“后新時期”，更多人則贊同直接在八九十年代中間劃界：“八十年代文學是向五四新文學傳統回歸的時代，從九十年代起則將成為逐漸與五四新文學傳統產生距離的時代”。(談蓓芳：《再論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分期》)

　　邱月論著選題的價值正在于，避開了“新時期”與“后新時期”、“現代性”與“后現代”的流行話語，抓住1990年代中國社會轉型的關鍵期，集中對新都市小說做社會學與美學的考察，從而揭示了城鎮化進程中都市意識的生成與異化，都市人的物欲膨脹與精神困惑。全書結構嚴謹，論析透徹，語言洗練，洋溢著一股青春的睿智與朝氣。

　　論著提出了一些新穎而獨到的見解。其一，新都市小說的界定。

　　邱月觀察的1990年代都市小說，不同于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半殖民地上海的“摩登”小說，也不同于建國后新時期前的城市題材小說，應屬邊界清晰的新都市小說。

　　作者從“中國是傳統的農業大國，幾千年的農業文明筑就了以鄉村文化為主的社會大環境”立論，指出：“在鄉村文化語境下必然帶來鄉土文學的發達�！彼�認為，“鄉村語境下的鄉村小說敘事，……傳達的是傳統文化意識和審美價值觀念。而90年代以來的都市小說，在都市文化語境下，創作更多體現的是一種充滿個體感知的民間敘事范式，呈現一種不受主流限制的個體時代的寫作態度�！�

　　為了突出新都市小說的特質，作者對建國以來各時期加以評述：“50年代至70年代，作家創作都以革命戰爭題材和農村題材為主，即使有些文學作品將寫作背景放置于城市之中，但其內容也是以政治教化為重心的，基本談不上對城市本身的關注和表現�！薄�80年代關于城市題材的小說創作逐漸增多，比如反思文學和改革文學的許多作品都選擇在城市背景下展開故事情節，但這些作品的關注焦點主要不是城市市民在日常生活中的精神面貌，而是集中在反映城市的思想道德建設等政治意識形態上�！�…我們似乎可以這樣認定：80年代中后期、中國社會轉型之前，有關當代城市題材的小說其本質上并不是真正的都市小說�！�

　　顯然，邱月所強調的新都市小說，是指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以“生于都市長于都市的中青年作家”為“主力軍”的，面對“諸種新現實”，描繪“新的職業、新的人群、新的活法、新的欲望、新的壓力、新的危機、新的時尚、新的理念……”，“全力展示都市社會中市民的日常生活狀態、精神心理風貌與審美價值取向”的小說。

　　其二，新都市小說的生成。

　　新都市小說是中國經濟改革的文化衍生品之一。邱月在展現新都市小說產生的社會環境時，首先注意到“現代化的工業生產和市場經濟體制共同締造了物質繁榮的商業都市”，強調“商品交換、市場經濟構成了都市生活的物質基礎”，“商品成為整個都市的靈魂，商品理念成為整個都市意識的中心�！甭撓档絿�情，她補充說，“在中國當代的大部分時間里，由于物質的匱乏，人們的商品觀念極其淡薄，直到實行經濟體制改革以后，才觸發商品理念出現并成為代表都市意識的核心�！�

　　巡視都市的生存方式，她敏銳地捕捉住“消費”這一環節，把它看作是“當代都市社會的一個重要特征”，認識到：“消費不僅僅是一種經濟行為，而且也是社會行為和文化行為”，“在消費文化的營造下，都市成為一種獨特的審美對象進入人們的精神世界�！边@就勾勒出新都市從物質到精神的經濟運行循環圈。

　　對都市的考察，除了經濟的視角，邱月進而關注都市生活的主體——市民�！笆忻翊�替鄉民，表達了社會主體身份的轉變，隨之而來的是社會話語方式轉變，這種轉變在本質上構成對傳統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基礎的拆解�！闭撜哧P于轉型期崛起的“以市民為生活主體的都市市民社會”的認識是十分透辟的。她引述了某學者對市民社會“基本特征”的概括：“1、個人主義被肯定。2、對人權的肯定。3、市場關系擴散為整個社會的基礎，社會普遍商品化。4、市民社會中的人基本上是自利的�！睂φ罩袊鴩�情，我覺得這種概括似有缺失，但它畢竟道出了“市民社會”的一般特點，點及市民關系的特殊紐結。于是，也就不能不同意邱月的論斷：“市民社會文化是一種高揚著個人主體性的文化”，“市民文化體現了市民社會對都市物質生活的理解與認同，意味著對個人意志的尊重與強調和對世俗精神的肯定與追逐，體現出一種新的人文精神態度”。

　　由此，在新的都市文化語境下，涌現了20世紀90年代的新都市小說潮流。新都市——新市民文化——新都市小說，小說成為重述經驗、打開世界的一種方式。作者將“都市小說的精神發現之旅”歸結為四個“發現”：作為小說敘事背景的都市景觀和都市意象；商品意識燭照下，都市小說話語方式的獲得；在對市民與世事的觀照中生成都市小說精神；都市小說作家的主體關懷。

　　其三，新都市小說審美價值的建構。

　　這是本書最重要也是論述最精彩的部分。在這里，顯露了作者扎實的學識、細膩的藝術感受力和宏闊的美學寬容度。在大量研讀都市小說文本的基礎上，邱月著重剖析了以“新寫實”為主的90年代有影響有代表性的中青年作家，諸如池莉、方方、張欣、邱華棟、何頓、王朔、劉恒以及衛慧、棉棉等作品與人物，觀照形形色色的都市生命、都市欲望，追尋都市人的生存狀態與精神困惑，探究都市小說的世俗審美范式。

　　論者發現，“年輕的都市小說書寫者支撐起了一個消解的時代，一個拒絕深度的時代�！鼻∪绯乩蛐≌f人物所“猛然領悟”的：“雞零狗碎的日常生活是誰都無法回避的”，“新寫實”文本的研究表明，都市小說“以一種還原生活本相的敘事態度，來揭示都市市民生活的原生態，……在追求原色生活的同時，開拓了都市小說民間敘事的空間”。王朔被稱為“扛起反抗崇高、放逐意義大旗的先鋒勇士”，何頓作品的知識精英，在強調實利的物質時代，也“決定放棄最初的理想精神與價值操守，告別崇高”。如果說衛慧、棉棉筆下的“都市新另類”是恣肆病態欲望的頹廢的“惡之花”，那么邱華棟的“城市空心人系列”——“直銷人”、“時裝人”、“持證人”、“化學人”、“公關人”等“都市新人類”則為都市生存競爭中被物化、被異化的典型代表。

　　關于都市的文化觀照，論著最后提出的都市情結與反都市情結“雙生性”，頗具創見。前者呈示為都市渴望和都市夢想，后者沉淀于都市焦慮和都市反思。作者說得好：“作家關于都市的文化想象，一方面本源于人類所擺脫不了的感官物質享樂以及對世俗欲望追逐的都市情結，另一方面又本源于對都市的物化現象所持有的拒斥和批判態度以及人的精神上不甘沉淪的反都市情結�！边@樣，全書通過解讀都市小說文本，客觀地還原都市現實，從審美角度考察都市意識的形成與嬗變、展示作家想象中都市情結的正反“雙生”，逐漸切入都市的靈魂，最終揭開都市的本質。

　　受邱月專著的啟迪，我感到，在新都市小說的寫作與研究中似乎還存在兩個盲點：

　　一個是新時期以來“城市現代性的另一種表述”。我見到一本“中國當代城市文學研究(1949-1976)”，書名即為《城市現代性的另一種表述》。它把“十七年”和“文革”城市題材文學納入研究的視野。這種關于國家工業化和社會主義城市的主流文學想象，應當或者說業已在新時期乃至新世紀得以延續。然而，此類視角的寫作和研究卻十分稀缺。

　　另一個是“快速城鎮化之痛”。據總部設在巴黎的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發布的研究報告(見《參考消息》2015年4月23日)，1980年，只有19%的中國人住在城市，到2020年，該數字可達60%。來自農村地區或其他地方的流動工人已經在中國城鎮人口中占到一半左右，2010年，中國90%的建筑工人和80%的煤礦工人是流動人口。這些人“被排除在很多社會福利之外”，“也沒有途徑讓他們就政府服務質量提供反饋”。另有材料披露，2014年排名前20%的中國高收入家庭年收入是排名后20%的低收入家庭年收入的18倍。第一代農民工群體在80年代初不足200萬，2014年已達2.69億人，中國用30多年時間走完了西方國家近200年的城市化路程。社會貧富差距的拉大，農民工的命運起伏，這種“快速城鎮化之痛”，我們的文學給予了多少關注？

　　上述兩個問題，不是邱月的課題范圍。但中國當代文學難以回避。切盼有志青年作家、青年學子放開目光、鼓足勇氣，予以認真面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