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蒙上歷史灰塵的正義(禾刀)

——讀《零年：1945——現代世界誕生的時刻》

　　《零年：1945——現代世界誕生的時刻》 (荷)伊恩·布魯瑪著 倪韜譯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

　　在由好萊塢著名演員朱莉首次導演、根據真人真事改編的電影《堅不可摧》中，朱莉用了一個意味深長的畫面：日軍投降后，集中營里那些饑餓的美軍戰俘們一個個大口吃著美軍飛機投下的可口食品，迫不及待地重拾起久違的美式生活。

　　然而，在荷蘭著名歷史學家伊恩·布魯瑪的筆下，這也許只能算是與實際背道而馳的藝術意淫。1945年，英軍解放了貝爾森集中營。然而，“由于英國人從來沒見過這樣的場景，根本不知道如何是好。他們唯一能提供給這些饑民的只有軍糧：火腿、培根、烘豆、香腸、牛排和腰子派。但囚犯們萎縮的腸胃哪能再吸收得了這種食物，所以食物幾乎是穿腸而過而未作停留。即使如此，許多人還是不顧一切地狼吞虎咽。最后死了2000人�！�

　　如果說這樣的群體性死亡還只是源自生理，那么，法西斯投降后，接踵而至的各類死亡則令人匪夷所思。法西斯投降伊始，由于盟軍遠未能抵達所有被占領地點，而新的社會秩序尚未建立，借助法西斯力量維持暫時的治安便成了次優選擇。然而，失去強力統治能力的法西斯，在治理方面缺乏道義正統性，很難建立規范的社會秩序。另一方面，法西斯雖然低下了那顆不可一世的兇惡頭顱，但仍有不少人眷戀那個瘋狂的年代，更何況法西斯也有自己布局戰后的小算盤。于是出現了這樣的可怕現象，一些納粹軍人依舊暗地里除掉他們眼里的所謂叛徒，一些地方的德軍則放任他們支持的組織力量從倉庫里獲取武器。

　　盡管那些曾經居住在西里西亞的1100萬德國人中不乏同情納粹者，但他們并非軍事組織，戰后他們被迫背井離鄉。對于這次遣返過程中德國人死亡人數學界多有爭議，但爭議數字也限于50萬以上。許多猶太人曾天真地以為法西斯倒臺后，他們就會迎來光明，實際情況卻是，在抗擊法西斯戰場上立下赫赫戰功的美國著名將領巴頓本人就比較厭惡猶太人。而在東歐，排猶思潮在戰后仍有較大市場，猶太人不僅財產甚至生命都無法得到保障——“僅1945年夏到1946年間，1000多名猶太人在波蘭遇害”。而在東南亞，被視為“亞洲的猶太人”的華人則成了復仇的對象，其手段之殘忍，規模之大，不亞于日據時期。

　　司法審判，本應是抵御人性之惡的有效路徑�，F實卻是，戰后百廢待興，相關法律缺失，那些具有正義責任感的司法工作者早就被法西斯反復清洗。面對堆積如山的案件，司法力不從心，根本無法表現出時代所需要的高效率。因此，在不少被解放的國家或地方，新的虐待與殺戮根本無需審判，更大程度上只是基于平息公眾的道德義憤。

　　所謂急于恢復社會秩序，這顯然不應成為無視司法正義的理由。無論在德國還是日本，只有一部分戰犯經審理后最終伏法，更多時候，盟軍統帥們憑借手中權力，通過種種變通手段，暗度陳倉，令那些原本應當受到法庭嚴肅追究的嫌犯不僅逃脫懲罰，反而搖身變成了“新社會”的主政者。后來成為日本首相的岸信介，這位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認定的二戰甲級戰犯嫌犯，最終并未被起訴。而對曾一手建立了臭名昭著731部隊的石井四郎及其幫兇，美軍竟然同意，“把731部隊的情報資料數據全部提供給美國，作為交換條件，免除其全體人員的戰犯罪”。

　　1945年，伊恩筆下現代世界誕生的“零年”，其實有太多不忍卒讀的歷史。戰爭結束后，第一時間填補真空的并非彰顯正義的法律。雖然新秩序最終建立，但正義的力量并未得到充分彰顯。今天的社會，也是在這種政治基礎上不斷改造后才形成的格局。這種政治至上的模式雖然最終還是建立了現代世界，但對飽受二戰災難特別是因此而喪命的無數個人而言，他們永遠失去了歸還正義的可能。當正義被打入不可溯的歷史深淵時，在時下光鮮世界的背后，不知道是否還有一些殘惡隱藏在人性中最為幽暗的深處，靜待復蘇。

　　透過伊恩的這部著作我們或許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銀幕上那些過分夸大的英雄光環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歷史真相，正義被人為地蒙上了歷史的灰塵。報復或許不可取，但對犯罪行為倘若不能徹底清算，人性之惡的根子就不可能連根拔掉。有一點我們應當看得相當真切：在面對二戰問題上，日本政界態度一直飄忽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