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漢學的“前世今生”(孫鐵根)

——評《開拓者——著名歷史學家訪談錄》

《開拓者——著名歷史學家訪談錄》 王希、盧漢超、姚平 主編 北京大學出版社

　　當你拿起列文森的《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或者孔飛力的《叫魂》，瞬間被其汪洋恣肆的想象、奇譎詭變的論述以及翔實豐厚的考證深深吸引時，這說明此時你的思維世界已經不再是“純粹”中國的了。當你想要進一步找尋一下這些著作究竟是如何寫就，是否還有一些至少同樣精彩的文字時，一個色彩斑斕、神奇玄妙的海外漢學天堂就向你敞開了。而當你在海外漢學如此眾多的著作中發覺亂花迷人眼，無所措手足時，這本《開拓者——著名歷史學家訪談錄》就不失時機地出現在你的面前。

　　選進這本書的是“近年來在《中國歷史評論》的《論壇》上發表的十四篇訪談稿”(前言)，而這些訪談的學者都是在中國歷史研究領域中的翹楚，是名副其實的“開拓者”。通過對他們各自的思想歷程以及治學理念的管窺，我們可以大致了解海外漢學的“前世今生”。同時這本書也選了一些對中國歷史學者的訪談，從而會使我們以比較的視野審視自己的以歷史學為代表的人文社會科學。

　　一種異己的文化傳統究竟是如何在本土扎根的？我想這是這本書給我們帶來的最重要的問題。本書選入的海外漢學主要局限于美國的漢學。而美國的漢學是如何搞得有聲有色、蔚為大觀的呢？

　　說到美國漢學不得不提到費正清。按照史景遷的說法，“他是整個中國研究領域在美國的主要締造者”，而他的大部分著作都“旨在影響美國的外交政策”。而史景遷認為他自己卻沒有這樣的宏愿，他的寫作是為了引起人們對中國的興趣。美國漢學建立之初的政治功能現在則被轉變成為純粹的學術功能。這種功能的變化固然說明了學科意義上的美國漢學已經建立起來了，但同時意味著原始創建動力的喪失。前者僅僅是純粹學科專業化的問題，而后者則涉及學科的意義問題。意義問題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歷史學家可以因對其無能為力而熟視無睹。歷史研究完全成了“學術的操練”，而不是“愛的勞作”(易社強語)。因此它就變成了：在小事細節上斤斤計較、理智冷靜，而在大事上則是孤注一擲、盲目賭博。這與費正清當年創建美國漢學的政治初衷是不相符的。盡管歷史學研究作為一門學科不應與現實政治有太多的關聯，但是完全不去思考它的整體意義的做法也是不可取的。

　　當把美國歷史研究的一些成果不加反思地移植到中國來時，我們不自覺地將上面的困境也帶了進來。但是對我們來講最大的困境在于，我們并不認為這是一種困境。因此中國的某些人文社會學科領域完全喪失了判斷的基本標準。盲目跟隨歐美的社會科學理論，使得我們不但不去追問這些理論的具體語境，而且還試圖簡單粗暴地將其運用到對中國自己學問的研究之中。即使我們能夠完全跟上“國際潮流”，而此時的“潮流”也是歷史研究的碎片化以及實證化帶來的歷史學科意義的缺失。

　　美國漢學是源于自己的問題意識、具體語境才得以蔚為大觀的。我想這才是美國漢學興衰沉浮背后的真正原因，同時也是對我們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國際化趨勢的最好的警示。國際化是源于中國自身語境的國際化，而不是盲目跟隨國際研究的國際化。

　　上述所說的研究的碎片化以及實證化帶來的歷史學科意義的缺失，不僅僅是美國漢學的問題，而是涉及美國的整個歷史學領域所面臨的困境。埃里克·方納指出，美國史研究的三十年實際上是社會史學取代傳統的政治和外交史學的過程。社會史學主張，美國史研究應該聚焦于普通美國人的歷史經歷，比如非裔美國人、婦女、勞工等。因此美國史學家比之前“更深刻、更全面地意識到了美國人歷史經驗的多元化”，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出現了研究的“碎片化”現象和趨勢。這意味著歷史研究者過于關注的歷史的“毛細血管”，而忽視了歷史的整體把握和理解。這個問題方納認識得已經足夠清楚，他所提倡的“綜合性史學”，就是尋找一種新的方法，“既能幫助我們重新把握美國歷史的整體面貌、但同時又不至于迫使我們放棄新史學所具備的那種對美國史的深刻洞察力”。而我想這也是中國歷史研究在吸收美國歷史研究的成功經驗之時需要警醒的問題。

　　對于我們，需要反思的是，這種從傳統政治史到社會史的轉向難道真的是天經地義嗎？傳統史學認為政治才是歷史研究的核心場域。這要求歷史學家首先需要學會公民的政治語言和思維方式，尋找作為政治行動背后的復雜理由和動機。這種理解絕對不是實證化的研究，它需要價值判斷。這意味著歷史學家的作品是一個政治行動，它是針對某個具體的政治行為和言論而發的。然而這種特殊的政治行動是體現在言辭中的，它經過了歷史學家的加工。歷史學家試圖教給我們的是要從這種特殊的歷史敘事中尋求對普遍性的政治行為原則的理解。但這些正是新一代的歷史學家所要拒絕的。這種現象的出現“部分的原因是，年輕一代對政府主導的歷史寫作越來越不信任，希望尋求另一種史學來挑戰那些理所當然的結論�！彼�以年輕一代的歷史學家便積極投于“公共史學”。(王庚武)但是，擺脫官方的政治史和經濟史的敘述模式并不一定非要擺脫政治史和經濟史而轉向社會史。這或許也能為重新書寫政治史提供契機。

　　總而言之，這本《開拓者——著名歷史學家訪談錄》已經給了我們足夠的空間去了解美國漢學的研究現狀和反思中國歷史研究。相信這本帶有“中國語境”的歷史學家訪談錄會給讀者帶來更多新的體會和啟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