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批評的中國視野(劉大先)

　　何為“文學批評的中國視野”？就是要認識中國，有中國的問題意識。文學批評的問題意識，來源于對中國的時間與空間、歷史與現實的雙重體認和總體性洞察，在此基礎上追求超越性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上的詩性正義和理想情懷。

　　一段時間以來，西方文學批評的眾聲喧嘩，逐漸掩蓋了本土文學批評的古典傳統。愈來愈多的理論話語只是成為了吞噬內容的信息，堵塞了意義本身。信息接觸得越多，意義反倒愈加模糊，與民眾的文學生活很少發生關聯。我們對各類理論可能如數家珍，甚至能夠得心應手地在批評實踐中信手拈來，但是很多時候不過是用理論的手術刀肢解了文本的鮮活生命；我們樂于對名家大腕追新逐異，并且在時尚化的潮流中感受到與時俱進的快感，但卻可能無意中忽視了更多籍籍無名的邊緣寫作群體和他們的文學樣態；我們的青春文學更多是主流文化中的青春、中心城市的青春、時尚與流行的青春，卻很少體現邊遠地區人們的生活和情趣。其結果可想而知，這樣的文學批評自我封閉起來，不再有歷史的深刻性，也不再與現實發生聯動，它變得無關緊要了。

　　重提文學批評的中國視野，有兩方面的意義，一方面是要接續中國文學批評主體性歷史建構的“未完成的規劃”，另一方面則是走出文學批評的封閉圈，讓文學回到生活之中，與現實發生互動。這兩者實際上都指向了一種瞻望中國文學批評未來前景的企圖。

　　今日的中國已經深入到全球化的總體浪潮之中，經濟、科技、資訊的發展已經邁入到大國的行列，同時也面臨著全球共同的生態、環境、安全等問題，這是中國世界性的一面。但同時中國也是一個所謂的“跨體系社會”，有著復雜而又多樣的文化傳統、地區不平衡。這種結構性的多樣化，在面對文學批評的話題時，需要有現實的眼光和宏大的視野。我們常常講“現場感”，其實很多時候只是文學小圈子的現場，而不是廣闊現實的現場，后者是生活與文學難分難解的現場。

　　在市場主導的新媒體時代和消費社會，書寫載體、接受方式和創作與閱讀主體都發生了變化，文學面臨總體性的變遷，需要對文學批評進行重新的擴容。因為啟蒙時代的關于“人”的定義會被技術所改寫，量子物理、生物工程、機器人與納米技術強力地進入到人們的日常生活之中，并且重塑了人們的認知模式和精神世界。一個自然人在經歷了器官移植、義肢嫁接、醫學整容、佩戴式電子產品之后，他(她)的生理和心理會發生什么樣的變化？在這樣的社會化之中，它的主體性無論是否具有了“后人類性”，現在的文學都再也無法像18、19世紀的文學那樣去描寫性格與勾勒世界了，文學批評也不能對此無動于衷了。越來越多的讀者通過PC、手機的終端去閱讀，通過電子游戲去體驗文學，經典化的書面文學固然還是文學的主流，但由于新技術出現的尚未命名的文學形態，則需要生產出相應的批評手段進行觀照。

　　如果說技術和交通帶來的時空感與觀察意識的變化是整個人類文學的總體性變化，那么跨體系小傳統則是迫切的中國文學現實。消費式的流行文學、商業文學是當代中國的主流一面，另一方面則是嚴肅文學在題材、主題和美學表述上的新發展。隨著城鎮化的進程，城鄉差別的縮小，人口的流動與新社會階層的產生，原先的鄉土文學、城市文學的劃分也需要重新厘定。絕大部分作家都會面臨遷徙的問題，那么內部的遷徙是否會誕生一種新型的“離散文學”？當國有企業轉軌，原先的工人分散并進行了角色轉換，更多的農民進入到工業大生產的前沿，他們的身份和愿望、訴求和激情如何在文學中得以呈現？文學批評怎樣才能對這些中國故事進行命名，是關乎真正意義上認識中國另一面的問題。而只有真正認識了這另一個活生生的中國，才有可能與“真實”發生關系，“現實主義”的內涵才不是僵死的教條。

　　依然在各少數民族中煥發生機的口頭文學傳統，在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話語中需要再次進入到文學批評的視野。它們曾經被文學學科歸入到“民間文學”的分類之中，隱含的話語前提是它們有可能成為書面文學的營養，只是作為資源、材料、靜止的存在。但它們其實是“活著的傳統”。我們的文學必須介入其中。

　　我們身處一個實然的世界，但文學應該有著對應然世界的向往。文學批評如果要自己變得有效，則不僅要入乎文學之內，又要走出既定的文學范疇本身。唯有在這樣的全面的中國視野之中，我們的文學批評才有可能自我更新，進入到文化認同的塑造、社會秩序的整合之中，再造民眾的精神生活和倫理觀念。

　　(作者系文學博士、中國社科院副研究員、《民族文學研究》編輯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