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于關懷的鄉村寓言——評關仁山長篇小說《日頭》(范詠戈)

　　讀關仁山《天高地厚》《麥河》之后“中國命運三部曲”的收官之作《日頭》，在閱讀感受上和前兩部有很大甚至可以說質的不同。中國現當代文學原本有著深厚的鄉土小說創作傳統。魯迅、茅盾、沈從文、趙樹理、柳青、王汶石、路遙、陳忠實等，都從不同的視角對鄉村社會、農民、鄉村風俗、民情進行過各色敘述，以自己的鄉村書寫建構了屬于自己的獨特的小說想象世界。在我看來，一直以來秉承這一傳統并持續關注農村題材的關仁山在《日頭》中卻實現了一次“變法”。自然，“變法”最大的難度是挑戰對當下農村現實認知的難度�！度疹^》恰恰把目標定在寫出農民在當代的命運起落和心靈蛻變。其次，就是要換一副筆墨，給讀者帶來新的閱讀經驗和審美愉悅。讓我驚喜的是，關仁山在《日頭》中兌現了對讀者、對自己的承諾�！度疹^》以古鐘為主線，以音樂“十二律”形成全篇的結構，且與宇宙的“二十八星宿”相銜接，構成全書的象征性意向。這是一部鄉村寓言，但決不凌空虛蹈。在獨特的、宏大高妙的敘事時空中仍然保持了他一貫鮮明的在場感。弗萊曾從神話、寓言的發生學角度指出，神話、寓言要體現出首要關懷和次要關懷。這里的首要關懷指的是和人的基本生存需要相關聯的因素；而次要關懷則是由社會契約產生的諸如信仰、價值、愛情等意識形態內容。他指出，許多情況下正是由于人類對于首要關懷得不到滿足而產生不安導致焦慮才產生了神話和寓言。而惟有注入了關懷的寓言才是杰出的和能夠傳世的寓言。這恰恰正是當代鄉土小說或曰鄉土敘事的一個缺失。當代鄉土小說不走出這一瓶頸就難談發展。恰如劉勰《文心雕龍》中所說“文律運周，日新其業。變則其久，通則不乏。趨時必果，乘機無怯�！彼�又把這種創新境界總結為兩句話：“斟酌乎質文之間，檃括乎雅俗之際”，達到這種境界方可“通變”，也就是創新。如果認可這樣的標準，我認為《日頭》達到了這樣的高度。

　　《日頭》以文化大革命造反沖擊開始，展開了對古老日頭村半個世紀以來時空跨度的描述。生活場景實體部分的敘述仍保持著現實主義質感的寫作。除冀東農村民俗風貌一一呈現外，更有在城市化進展中日頭村農民面臨著失去土地，拆遷、經商，由原來的靜態的宗法社會被現代的商業規則所改變和所剝離。鄉村原有的生活秩序一夜之間被權力和金錢裹挾，被打得措手不及。如何重建和堅守正是作者的思考和詰問。日頭村的古鐘、魁星閣和狀元槐是日頭村的地標性物件，更是日頭村農民的精神圖騰。在小說展開的權、金兩家的斗爭中，最終成為日頭村統治者的權桑麻要毀掉古鐘、魁星閣和狀元槐。除了這三個物件之外，實際上作品所寄寓的形而上的東西就是中國鄉村獨裁者試圖摧毀傳統的精神領地，重建符合自己利益的鄉村秩序和政治倫理。而另一個主要人物金沐灶奮力抗爭，保護古鐘和狀元槐并重建毀掉的魁星閣，則是對千百年來鄉村的精神文化秩序和人倫道德的守候，并渴望在重建和守護中尋覓到一條有效的現代化之路。農民，從一個群體的意識形態和文化層面來觀照，從來就是一個對過去有著深深地迷戀的群體。中國的農村改革不僅僅是一場外在形式與制度的改革，更是一場精神內質與傳統信仰的革命�！度疹^》最終設置的悲劇性結局，說明作者的思考和書寫觸到了農民艱難自省、批判的痛處，以及擺脫傳統重負獲得新生和解放付出的沉重代價。小說期待農民心靈解放的題旨震撼人心，具有現實的警醒意義。小說最后狀元槐自焚所謂“神樹歸了天”、天啟大鐘墜地，和小說開頭“文革”破壞恰恰是一個輪回。這個輪回是作家對現實成功的整體性駕馭。作者選擇“文革”來破題，正是找準了近幾十年中對中國農村破壞最大的“源動力”�！拔母铩痹谠覡�舊秩序的旗幟下“堂堂正正”地毀滅著農村傳統的宗法文明。這當中，造反起家的人后來又成為下海的弄潮兒。因為他們失去理性的折騰，又使金錢和權力裹挾了當下的農村�！度疹^》將半個世紀以來的農村變遷史梳理得脈絡清晰，提煉出的主題振聾發聵。與那些僅僅皮毛地觸及農村困境、書寫一些農民失去土地、進城困難的作品相比，顯然遠勝一籌。

　　昆德拉曾說過，小說家“要發現小說應當發現的”。在我看來，小說更是想象的經驗，是神話、寓言的位移。過于拘泥于現實，不能展開想象的翅膀，它就沒有真正發現小說應當發現的，或者說沒有真正拋棄小說應當拋棄的�！度疹^》的“變法”在于：一方面村里實有其人的老軫頭體現著日常生活敘事，同時還有一個在天上飛的“毛嘎子”。兩個視角、兩條線索同時行進。整部小說亦真亦幻，形上形下，共同穿越中國鄉村的歷史迷霧。豐厚的冀東農村的民間敘事是《日頭》的底色。它始終是作品的主要支撐。比如，貫穿始終的冀東評劇。權桑麻在“文革”時期還讓權國金改編劇本，把蘇聯電影《列寧在1918》改編成了評劇。一直到作品結束，金沐灶躺在灌木叢中的一個地坑里，那個地坑像一個墓穴，他躺在里面還哼唱著皮影戲。狀述“空心村”時用到這樣的冀東語言：“村里大多是老人、婦女和小孩，我看著他們的臉，怪里怪氣，有的像大鐘，有的像倭瓜，有的像土豆，有的像玉米�！睜钤�槐自燃成了一堆灰，日頭村也建起了新村，村里的人也都上了樓。結局是那口大鐘用最后的力量敲響以后，余音繞梁三日。日頭村的來歷，紅嘴烏鴉的傳說，十二律的結構方式，二十八星宿的文化底蘊，“毛嘎子”這個象征著形而上精神力量的虛幻存在，老軫頭敲的古鐘，以及魁星閣、狀元槐整體構建起日頭村的神秘文化和現代寓言，既有現實主義的泥土味與生命質感，又實現了在堅實大地上的飛翔與超越。毛嘎子從出生渾身就長滿了黑毛，沒長大就莫名其妙地從日頭村消失了，在毛嘎子之后，老軫頭的女兒火苗兒也生了一個渾身長了毛的孩子毛毛，這個孩子沒有長大就淹死在河里。這兩個長毛的孩子的消失和夭折，實際上是以想象暗示了在對大自然過度透支的情況下，中國鄉村改革的現代化進程中，大地母親繁殖能力的乏力。作品對當下鄉村農民存在感的尋找和重新定位，做了艱難和不乏新意的思考。但作者又沒有以盲目嫁接現代小說手法為樂。他立足于中國敘事、立足于中國故事，使所作的思考變得舉重若輕。馬克思曾深刻又生動地論述過精神和物質、內容和形式的關系：“‘精神’從一開始就很倒霉，注定受到物質的糾纏，物質在這里表現為震動著的空氣層、聲音，簡言之，即語言。語言和意識具有同樣長的歷史，語言是一種實踐的、既為別人存在并僅僅因此也為我自己存在的、現實的意識�！弊鳛閿⑹滤囆g的小說，即便在它的古典時代，巴爾扎克也說“他一生所做的，所困難的是內容與形式的搏斗”。當代中國鄉土作家，如莫言，也以其內容與形式的雙重突破獲得了國際聲譽。關仁山的《日頭》是中國鄉土小說突圍的又一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