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跨學科的視野 回歸歷史的現場(趙學勇 楊國偉)

——評楊琳著《回歸歷史的現場——延安文學傳播研究（1935-1948）》

　　跨學科研究已經是時下各個學科領域的研究新方向，它甚至成為當下學科發展的一種新范型。這是因為跨學科研究更容易整合學科與學科之間的知識聯結，更好地揭示科學的本質。文學研究也不例外，借助傳播學、社會學、心理學等學科理論對文學本身以及圍繞在文學周邊的各種因素進行重新闡釋已經成為一種學術前沿與學術聚焦，這也是文學研究新的增長點。在這個意義上，楊琳的著作《回歸歷史的現場——延安文學傳播研究》(以下簡稱《歸回歷史的現場》)無疑是這種研究的彰顯。

　　長期以來，在對延安文學的研究過程中，學界總是忽視了它的發生史、傳播史和接受史，或者只作蜻蜓點水式的研究。這對于客觀認識延安文藝在中國現代文學中的地位和價值顯然缺乏裨益。在百年中國文學發展史上，延安文藝既是“五四”新文學的繼承者，又是當代中國文學的開啟者�！把影参乃嚨男纬杉捌溲葸M構成了其中最重大的文化事件和文藝事件，延安文藝既是中國現代文學歷史邏輯發展的合理結果，又深刻影響和規范了當代文學的建構與基本走向”，“延安文藝不僅對20世紀中國文化、文學產生了持續、深遠的影響，而且也具有突出的世界性影響，它是中國作家和文藝理論家對世界文學做出的特殊貢獻”［1］。延安文學在承繼者和開啟者兩重身份中始終扮演著重要角色，延安時期的小說、詩歌、戲劇等融合了其時最具傳統性、民族性和世界性的文學思維和文學優質，它的傳播對延安文藝的整體性和世界性發展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產生深遠影響。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回歸歷史的現場》指出，“延安文學在現代中國歷史進程中的共時性和歷時性傳播效應，更使其具有多方位考察和估量的社會史學價值”(P1)。

　　在一個信息傳播與共享急遽發展的時代里，延安文學更需要我們做不斷努力去豐富它的研究成果，挖掘它的深刻內涵和豐富價值。有鑒于此，《回歸歷史的現場》選擇了從傳播學視角，深入考察和探討延安文學的發生、傳播、接受等系列尚待學界解決的問題。著者以敏銳的治學眼界緊緊抓住了從文學傳播視閾來研究延安文學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當下，從傳播學視角來研究延安文學的重要意義，正如該著指出的，它首先“突破長期以來延安文學的研究模式，拓展研究視野”(P19)，其次是“以文學的傳播為研究對象，無疑會通過文學文本傳播的動態過程抓住其生產和接受的核心環節，具體地說，就是更易于使研究回到歷史的生動處，通過追溯作品的誕生生態、傳播過程，呈現其在當時歷史現場中的生成與傳播，接受與影響，以探究延安革命文藝的復雜構成，也更易于通過接近‘歷史文本’的原貌來接近‘文本的歷史’�！�(P20)因此，《回歸歷史的現場》不僅填補了延安文學研究的空白點，還拓寬了我們的研究視閾，為延安文學研究提供了新范式。

　　著者以翔實的史料還原延安文學的傳播實況，層層深入，既有宏觀上準確的把握，又有微觀上極其強烈和富于針對性的研究層次。論著共由六章組成，著者旁征博引，論證充分深切，視野開闊，容量厚實�？偠�言之，《回歸歷史的現場》以其豐富的史料占有為優勢，深入探討了延安文學的傳播狀況。一方面，它從多角度、多層面探索了延安文學的傳播生態環境；另一方面，深入挖掘了延安時期各類重要報紙雜志的生命過程，以及它們在延安文學傳播過程中的主要作用和所做的貢獻。由于著者有機結合了這兩者的關聯點，才使得著作達到了“標”與“本”良好互動的研究效果。正如著者所言，“延安文學傳播的標本性研究意義還在于，通過集中對一個時期特定傳播生態下的文學傳播現象的審視，更有益于我們超越特定的區域和時期獲得關于一個時代的啟示與反思，也更有益于我們反觀近年來的文學傳播研究熱中的誤區，獲得方法論的啟示�！�(P150)因此，可以說《回歸歷史的現場——延安文學傳播研究(1935-1948)》的出現，是從傳播學視角研究延安文學的重要收獲。一種新的批評范式正在形成，我們確信著者乃至學界在不久的將來將帶給我們更多的歡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