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一面鏡子(梁曉聲)

　　《平凡的世界》 　路遙 著 　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

作家 梁曉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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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遙是一位讓我心存敬意的作家。

　　《平凡的世界》是我所喜愛的小說；我調到北京語言大學后，曾向學生們分析過這部作品難能可貴的文學價值。

　　路遙生前，我們僅見過一次，應該是在一次作協召開的會議上——那是1984年，當時，他將他的一部重要作品《人生》改編成了電影，引起了巨大反響，好評多多。卻也有一些不同聲音，認為男主人公高加林是當代陳世美——他為了達到成為城市人的目的，拋棄了曾與他熱戀的農村姑娘巧珍，因而高加林身上有于連(《紅與黑》主人公)的影子。

　　但那又怎樣呢？司湯達不正是由于塑造了于連這一復雜的法國青年形象而享譽世界文壇的嗎？

　　我見到路遙時說：電影《人生》是成功的，作家的筆應寫出各式各樣的他者。司湯達筆下的于連、哈代筆下的苔絲、福樓拜筆下的包法利夫人都是成功的文學人物。沒有這些文學人物，文學畫廊便談不上豐富多彩，文學的社會認識價值便會大打折扣。同樣，高加林是中國文學畫廊中不可無一的“那一個”。

　　他當時握著我的手說：“曉聲，你的手很暖，話也是�！彼�生前也只對我說過這么兩句話。

　　路遙病故后，我敬愛的師長李國文、好友鐵凝和我，共同籌集了一小筆款子。記得只有5000元，是把我們三人包括當年還健在的葉楠師長的稿費湊在一起的。

　　那一兩年是中國文壇的憂傷年份。我們不僅失去了路遙，還失去了周克芹、莫應豐、姜天民。前三位都是茅盾文學獎得主，而姜天民比我年齡還小。我們將那5000元中的4000元分別寄給了四位作家朋友的親人，以表達我們的哀思。余下的1000元寄往哪里了我已忘記，似乎是寄給賈平凹支持他修繕柳青墓了。

　　如今，《平凡的世界》也改編為電視劇，并且獲得了良好的收視效果，我們替路遙兄感到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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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國“兩會”期間，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到文藝組與委員交流，我在發言中指出——在國產電視劇現實題材委實偏少的情況下，《平凡的世界》之播出可謂拾遺補缺……

　　依我想來，路遙兄在創作《人生》時，一定為千千萬萬一心想要實現好一點兒的人生而走投無路的農村青年們淚濕稿紙，且不止一次。須知，那時的中國之農村和城市，還處于固若金湯般的二元結構的形態。而當他在創作《平凡的世界》時，肯定時時熱血沸騰，以至于不得不停筆平靜一下自己的萬千思緒吧？

　　孫少安是有責任感的文學人物，凡這一類文學人物，同時也便寄托了作家的人格理想。責任感和腳踏實地的精神，在孫少安身上統一得很可信。這乃因為，路遙塑造這一人物時，心懷著大的敬意和誠意，他明白——他是在為千千萬萬上進的農村青年塑造一個外部壓力越大、自己內心越剛毅、精神上越堅韌的榜樣。

　　我認為路遙出色地完成了他的創作初衷。

　　當年，大批農村青年進城打工的現象還沒發生——孫少安走在了前邊，他是如今的農民工兄弟姐妹們的先驅。這也證明，路遙的社會發展思想走在了時代的前邊。

　　據我所知，《平凡的世界》問世后，不論是進城務工的農村青年，還是成為了大學學子的農村青年，許多人都將《平凡的世界》作為枕邊書。所以，我在大學授課時曾言：“《平凡的世界》 不啻是千千萬萬農村青年們精神上的《圣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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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盡管從人物分量上看，孫少安顯然是《平凡的世界》的主角，但小說卻是從弟弟孫少平寫起的。較之中學還沒讀完，便因生活所迫不得不回村務農，18歲成為生產隊長，不但要挑起全家人的生活重擔，還需為全隊人的事日夜操心勞累的哥哥，已身為全縣“最高學府”縣高中學子的弟弟少平，似乎應該感到幾分幸運——然而實際情況絕非如此。

　　開篇一段季節轉換不動聲色的寫景之后，情境定格在縣高中的操場一隅，即學生們的午餐之地。少平一出現，其近于“悲催”的心態便像陰雨一般，一陣灑落在字里行間了，完全是欲哭無淚的被宿命所縛的無奈。這一現實生活的軸畫一經徐徐展開，路遙便一氣呵成地寫了整整10章，交待出形形色色的人物——而哥哥少安直到第11章才千呼萬喚地正式出現。

　　作家為什么要這么寫呢？

　　我覺得，在少平與少安兩兄弟之間，路遙的影子在少平身上反而多一些。少平所體會的那種不知如何改變命運的無助與迷惘，想必也正是農民的兒子路遙所經常感到的。他在創作《平凡的世界》時雖已是專業作家，但當他的筆開始寫到農民們的兒子，他幾乎便是在寫自己，也是在寫眾多和他一樣的窮愁人家的農民們的兒子——這種對于無奈之命運的深度描寫，實際上是對于時代的叩問，具有“天問”的性質。因為作家明白，普遍之中國農民以及他們的兒女的命運的改變，首先只能依靠國家農村政策大計方針的調整和改變。

　　同時作家也明白，在國家政策尚未改變以及逐漸改變的過程中，農村中新人的帶頭作用示范影響也是極其需要的——于是哥哥少安成為了作家筆下的文學“新人”，正如屠格涅夫、車爾尼雪夫斯基曾滿腔熱忱地通過《父與子》《怎么辦》要為老俄羅斯“接生”出“新人”那樣。從這個意義上說，《平凡的世界》乃是當年中國農村題材小說中的《父與子》《怎么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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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這么認為，弟弟少平身上，具有路遙人生經歷的影子；而哥哥少安身上，則體現了路遙的精神寄托。

　　少平是很像路遙的文學人物，少安是他想成為的人物。少平與少安之和，乃是創作《平凡的世界》時，作家路遙的動力之和。

　　讀《平凡的世界》，如果結合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文學的總體風貌來欣賞，則尤其能從中欣賞到當年“新時期文學”的獨特品質——那時稿費極低，每一位作家的寫作都較有定力，也較純粹，大抵是在為文學的責任、使命以及光榮而創作，路遙尤為如此。因而，字里行間少有浮躁之氣，也少有刻意想要吸引眼球，企圖取悅某一類讀者的市場利益追求的動機。

　　今天，《平凡的世界》重新喚起人們閱讀的愿望，證明好的文學作品依然是能夠經受得住時間考驗的。我希望通過人們對《平凡的世界》的關注，影響更多的人重讀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文學作品——依我看來，總體上商業思謀很少，文學品質追求較為純粹、不媚俗、不迎合低級閱讀趣味的“新時期文學”，對人心性的營養更多一些，有利于人們進一步思考——人類為什么需要文學；中國缺少怎樣的文學；怎樣的文學才稱得上是好的文學？

　　《平凡的世界》是跨年代的著作，從“文革”前的1975年寫到了“文革”后的1978年——這一點，對于廣大讀者，特別是領導干部，具有值得一讀的意義。

　　不了解農村、農民，便不能說較全面地了解中國。而不了解從前的農村、農民，便很難理解如今的農村“空心化”現象為什么比比皆是；很難理解如今的農民為什么會在農村城鎮化進程中猶豫徘徊、左顧右盼、有所向往而又有所不舍的矛盾心態。

　　各級政府的領導干部，比我們的青年們更應間接補上這認知、理解的一課。補上了這一課，面對農民的諸項工作，就會多一些溫度，少一點兒冷感；多一些人性化的舉措，少一點官僚主義、教條主義。

　　我又認為，孫少安身上的擔當精神，尤其是領導干部們應該學習的�？茨菍O少安——水庫決堤事故，本無他任何責任，但他為了替一名鄉親爭取“烈士”的名分，寧肯自己擔起責任來。因為他想的是，如果不為死者爭取到一份極有限的撫恤金，那一戶人家往后的日子可怎么過呢？他是生產隊長，他對鄉親們有大愛之情懷。姑且不論情懷，只論擔當——時下工作中，推卸責任、委過于人、撇清干系，凡事以保官為大的現象，是不是應改變一下呢？

　　所以，就人格力量而言，孫少安身上有閃光之點，值得我們以其為鏡，自照、自省、自檢、自勉。虛構人物也可以是一面鏡子，小人物也可以是一面鏡子。

　　一部作品若有此等作用，當然便是值得一讀的好作品之一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