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真話是文藝評論者的基本操守(管衛中)

　　時下的文藝創作情況如何？從表面上看，可以說是紅紅火火，熱熱鬧鬧。僅就文學創作而言，作者、作品的數量較之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有大幅增加。60后、70后兩個龐大的作家群已經成為文學創作的主力軍，80后、90后的新生代作家也層出不窮。更有難以計數的民間寫作者群體在寫作。長篇小說的年出版量早已超過1000部，平均每天生產3部多。中短篇小說、散文、詩歌、評論數量難計其數。作品首發式、作家研討會、各種題目的討論會時時都有。文學評獎名目接近百種，成批的作品在獲獎，獎金數額在逐年增長。

　　但是，仔細閱讀即可發現，在海量的產品中，真正高質量的作品卻如鳳毛麟角，難得一遇，甚至獲獎作品也有魚龍混雜之嫌。這種現象下面，隱藏著什么奧秘？令人頗費思量。

　　這里面，文學評論的隨聲附和、缺少作為，恐怕是因素之一。不知從什么時候起，文學評論家大都成了好好先生，評論文章大都衍變成了挖空心思的表揚文字。敢說真話、有真見地的評論難得一見。在一片你好我好大家都好的氛圍中，文學創作中深藏的一些弊病、問題不被察覺或視而不見。創作似乎處在一種表面繁榮、內憂被遮蔽的狀態之中。

　　在這樣的局面下，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學批評要倡導“講真話、講道理”的意見，切中時弊，恰逢其時。

　　評論風氣的異化，當然跟時下的社會氛圍有關。為什么上世紀80年代的文學評論常常令人耳目一新、深受啟迪？因為那是一個崇尚思想、說話真誠的年代，有一種很養人的風氣。而當下崇尚名氣、利益，講人情、拉關系的風氣也深深滲進了文藝界。大量的作家們被風氣裹挾，不再是為表達感受、認知而寫作，而是挖空心思謀出名。評論者們也有私交，也有私心，為了照顧各種關系、面子，也難免拋開真感受、隱藏真思索，說違心話，做違心事。

　　評論的主要職責是沙里淘金，發現真正優秀的作品、作家，對膚淺的、平庸的、粗糙的作品敢于搖頭，對某些深藏的弊病敢于明白挑出。而要做到這些，就必須盡量出于公心，始終秉持一種對文學、對讀者負責任的公平之心，就要不怕得罪名人、朋友。說真話，本是評論者應畢生堅守的基本操守。不說真話，滿腦子文學以外的雜念，你的評論便毫無價值。當一部滋味寡淡的作品、一位二三流的作者被我們統統吹捧成了不凡之作、一流作家的時候，當文壇上滿目皆是杰作、皆是優秀作家而沒有差異的時候，這樣的描述就是遠離文學創作真相的，評論者也就變成了謊言制造者。這樣的評論，還有什么價值呢？如果我們把層出不窮的文學作品比作山坡上的一大片森林，那么這片森林是由參天大樹、特異樹種、正在生長中的中小樹、次生林以及草叢野花共同構成的。文學評論的另一職責就是全面觀照整個森林的生態系統，準確地描述全景及其變化，為文學史提供第一手可靠的考察報告。而當我們的眼睛只習慣于追逐一時走紅的少數作家，并且眾口一詞，錦上添花，而忽略了大量非明星的和不屑于自我炒作的作家，忽略了那些非主流的作家和文學現象的時候，也即只見部分樹木而不見森林全貌的時候，這樣的研究是眼界狹小的、功利的，是有缺陷的。我想，與其說言不由衷的好聽話，看風向說話，說別人說過千百次的套話、空話，那還不如什么都不說。我們的祖先說的“修辭立其誠”“我手寫我心”，仍然是評論寫作的準則。心中沒有底線，那所謂評論就是對讀者的一種欺騙。

　　說真話的另一個考量標準是，你有沒有能力說出一點有價值的真話。也就是說，你有沒有能力對一部作品、一位作家、一種文學現象、一個時代的文學變遷信號做出比較精當的藝術判斷。隨意的、偏激的、不準確的真話同樣沒有價值。這就考驗我們的專業能力，就像面對一個病人，特別是疑難病患，要考驗一個醫生的判斷能力一樣。而能力問題，是一個很復雜的問題，它關乎一個人的藝術直覺，關乎學識、學術素養、對現實的見識甚至個人經歷。人們誤以為評論是讀完作品拿起筆來就可以洋洋灑灑寫它一大篇的，那樣的評論，只能是一篇讀后感或者解說詞。評論能力問題，是作家們常常對評論者投以懷疑的目光的地方。評論者們總是急急忙忙寫評論而后想辦法發表，卻忽略內功的修煉。事實上，評論的經驗和能力，需要像古董鑒別師、馬拉松運動員、書法大家一樣長期修煉、積累。評論者不能像殺豬匠一樣，永遠只有那么一點手藝，遇到什么樣的豬都如法對付，按程序開膛破肚、條分縷析。

　　作為現實中人的評論者，能否做到不起俗念、不羨慕名利，獨自秉持一種評論者的操守？這對于評論者是一個長期的人格考驗。評論者當然不是圣人，但既然要拿起評論之筆，就應當盡量減少一點俗念，多一分自己的判斷和思想；少一點私情，多一點公心。在這兩個前提下，我們才有可能說一點真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