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路遙的傳奇友誼(曹谷溪)

　　1970年夏，詩人谷溪(右)和路遙在延川黃河畔合影

　　一個作家的成長，需要生活的、思想的、藝術的諸多營養，更需要生命的、感情的諸多真切的體驗。否則，他就難以成為一個作家，更難成為一個優秀的作家。我和路遙的傳奇友誼，就交織著我們許多寶貴的生命體驗。

　　有媒體說：在電視劇《平凡的世界》全國熱播期間，我對記者“驕傲地說，路遙是我的學生”。這純屬誤聽、誤記或者將別人的話放在了我的名下。特別是加以“驕傲地”修飾，更令人啼笑皆非。

　　我曾在許多場合說過：“成功是成功者主體的成功，任何一只偉大的母雞也無法將一顆鵝卵石孵成小雞！”當然，一個人如若得不到成功的機遇，或者成功必要的外部條件，成功亦然是一句空話。

　　我常想，我是陜北最幸運的一個文藝工作者。由于自己生活在陜北這一塊生長民歌、生長愛情、生長英雄的高天厚土，所以，十來歲就參加村上的秧歌隊說快板，唱秧歌。以后又從寫民歌逐步走上寫詩的路子。由于《延安文學》這個平臺，使自己有幸結識了上世紀三十年代就活躍中國文壇的胡風、丁玲、艾青、蕭軍、臧克家和四五十年代的魏巍、賀敬之、柳青、杜鵬程、李若冰等等著名作家，并且得到了他們的教導和關懷，使我踩著巨人的肩膀能夠一步步攀登文學之峰。

　　路遙也是幸運者，由于家庭貧困，七八歲上父親王玉寬就將他從清澗王家堡老家過繼到延川縣郭家溝的伯父王玉德。養母李桂英，行乞討飯供他上完了小學和中學。如若沒有“饑餓”的真切體驗，“貧困”的豐富營養，哪里會有他的中篇小說《在困難的日子里》？

　　可是如若沒有他參加文化大革命全過程的經歷，哪會有他獲獎的中篇小說《驚心動魄的一幕》？

　　其實，在文革的初期和中期，我和路遙僅是相互知名，并不認識。那個時候他還沒用“路遙”這兩個字的筆名，他叫王衛國，在小小的延川縣威名大震。

　　從另一個方面來說，我也是這個縣的“名人”。1962年高中畢業，我們是延川中學的第一屆高中畢業生。由于家庭貧困，沒有參加高考，就當了這個縣賀家灣公社的炊事員。有人戲稱我是“延川縣文化水平最高，烹飪技術最低的炊事員”！

　　1965年，我非常榮幸地出席了“全國青年業余文學創作積極分子代表大會”，受到周恩來、朱德等國家領導人的親切接見。我是這個縣唯一聽取并傳達過彭真、周揚報告的文學青年。于是，在文革中便理所當然地成了彭真、周揚的“小爬蟲”和“黑爪牙”。

　　應該說，我和路遙從前是“仇人”�？墒�，之后竟成了朋友，而且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在《路遙文集》第二部中有一篇題為《土地的尋覓》的文章，路遙記敘了和我交往的傳奇故事——

　　我和谷溪初期相識在文化革命這幕戲劇的尾聲部分。而在這幕戲劇中我們扮演的角色原來是兩個相互敵視的“營壘”，漫長而無畏的斗爭，耗盡了所有人的熱情，帶來的是精神上的死一般寂寥。文化革命作為沒有勝利者的戰爭結束了，但可悲的是，失敗者之間的對立情緒仍然十分強烈，意外的是，我和谷溪卻在這個時候成了朋友。把我們聯系起來的是文學(這個久違了的字眼)……共同的愛好使我們拋棄了派別的偏見，一起熱心地投入到一個清風習習的新天地里，忘卻了那場多年做不完的噩夢。(《路遙文集》第二卷469頁)

　　1970年春，路遙的革委會副主任被免掉了，他像《人生》中的高加林一樣回到了他的郭家溝村。女作家劉鳳梅是路遙的干姐姐(其父劉俊寬和路遙的伯父是結拜弟兄)。她告訴我，有一次她回家見到路遙穿一身白衣服，腰里系一條麻繩。問他給誰戴孝？他說，給自己戴孝。這事令人心疼。

　　1969年，我已從賈家坪公社調回縣革委會。由“知青專干”成了通訊干事。由于通訊組人手不足，革委會容許通訊組經常帶兩個學員脫產學習。路遙是通訊組的第一個學員，每月18.5元誤工補貼。當時，革委會機關除軍代表外，全部宿辦合一，路遙就和我住在一個窯洞里。

　　我看到路遙的第一首詩，是幾句順口溜：

　　明明感冒發高燒，干活盡往人前跑；

　　書記勸，隊長說，誰說他就和誰吵，

　　學大寨就要拼命的干，我老漢走著就想跑！

　　1970年仲夏，我和路遙到張家河公社新勝古采訪。不僅將他的詩，抄寫在這個大隊的黑板報上，還留下了那張路遙最喜歡的照片。

　　那年盛夏，我和路遙兩人騎一輛自行車從縣城到張家河公社新勝古大隊采風。這是一輛沒有護鏈板、沒有車鈴、沒有后衣架、沒有前后刮泥板和剎車的自行車。也就是說，這個自行車是再少一個零件就無法行走的破車！

　　那時候，我29歲，路遙21歲。當時，兩個人都很消瘦。我倆輪流騎車，他騎時，我坐在自行車的前梁上，下坡時用右腳剎車；我騎時，他坐在前梁上……

　　中午時分，我倆頂著炙熱的陽光推著自行車爬上“牛木原”，又渴又餓。不時停下來四處眺望。突然看見不遠處的一棵桃李子樹下正有一老農勞作，我倆不約而同地咽著口水向桃李子樹走去。老人見有陌生的行人走來，便熱情地招呼我們快吃李子。我倆狼吞虎咽地吃了不少，我非常不好意思地給老人遞過去兩毛錢。

　　老人硬給路遙的軍用掛包里又裝了60顆李子。我說吃了那么多，給兩毛錢，實在太少了。老人說，在樹下吃幾顆李子還能要錢？這60顆李子是兩毛錢買的。我倆再三推辭，老人死活不依。40多年了，那位老人的桃李子，至今余味未盡！

　　我和路遙都急于趕到目的地。在公社吃過晚飯，天色已晚了。謝絕了公社干部的挽留，飯碗一摞，又騎車出發。公社到新勝古只有15華里，除五六里山路外，其余路段都可以騎車。原想一個來小時就可到達，萬萬想不到上山后迷了路。由兩個人輪流騎車變成了輪流扛車；自帶的一個手電筒電池嚴重不足，兩米外便失去光亮。在黑暗中，我們扛著自行車上山下洼好幾回，終于在凌晨一點鐘才趕到村里。

　　1992年9月，路遙患肝硬化腹水，由延安地區人民醫院轉到了西安西京醫院。轉院前，他要我把我們在黃河畔的合影給他放大一張。他說，這是他一生中最喜歡的一張照片。也正是這張照片，伴隨他走完了42年有限生命中最后的71天！

　　總之，從我認識路遙到他逝世的20多年里，他是我家的�？�。有一年大年三十，他就和他的未婚妻林達兩個人騎一輛自行車回郭家溝大媽家吃年夜飯。只住一晚，第二天上午就騎自行車60多華里到賈家坪公社的劉家溝找我。本來，當地風俗是大年初一不出門，可是路遙不管這些，有人說“路遙從來不按套路出牌”。一來就不走了，一直住到春節收假我們三個人一起到縣城上班。

　　還有一個小故事。1980年我寫了一封批評路遙的信，被他的弟弟王天樂偷看了，并告訴他母親說：“不知為什么，曹谷溪好像和我哥惱了！”一句話闖出了大亂子。路遙的母親幾乎急得昏過去。她對路遙說“曹谷溪和你惱了，肯定再不管天樂的事了！”頭在墻上直碰。后來路遙給我來信說，想不到事情鬧到如此糟糕的地步，使他十分痛心。為此他假擬了一封和我友好的信，給她母親讀了一遍才使此事平息。(見《新文學史料》2013年第三期)

　　路遙活著是我的朋友，他走了，我們依然是朋友。路遙英年早逝后的20多年里，我和他的許多朋友，依然熱心地為他料理了許多這樣或那樣的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