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豆、高粱是不死的(范軍)

——讀《生活書：東北平原寫生集》

　　初讀鮑十的《生活書：東北平原寫生集》 (以下簡稱《生活書》 ) ，很容易就被迎面撲來的東北風情瞇住了眼，趣味橫生的方言也逗人笑。但是，讀著讀著，猛然發現：鮑十曰為“寫生”不是“速寫” ，而是“木刻” ——或人或景或生或死，絕非浮光掠影。尤其人物之死，無不彰顯時代、社會、政治、世俗、命運的痕跡，看似平常卻扭曲變態，即使潦草也隱忍著驚心動魄。不錯， 23篇小說，有名有姓的死去了25個，還有一些“不明不白”之死。死亡氣息的彌漫致使書頁凸起——那是座座墳冢立于東北平原上，則埋在歲月的平裝里。

　　《生活書》中的人物之死，沒有墓碑之殤，只以血的殘陽，烘托一場雪的蒼涼。

　　官僚與英雄之死：在對照和延續中彰顯敘事張力

　　《二天堂》里的周蒙是書中最先露臉的官僚。1932年，他91歲了，日本人控制下的偽滿洲國打算動員他重新出山。他尋思了3天，穿上從前的官帽，用麻繩“把自己掛在書房正中間兒的橫梁上，吊死了” 。再說一個官僚，此人出現在《王官屯》 ，就叫王官， 1910年的時候是個縣城的哨官，“手下統領著八十幾號兄弟” ，當地土匪“老疙瘩”活動猖獗，王官在剿匪中死去。后來，“許大房子屯就變成了王官屯” ，不言而喻，老百姓的心頭里還是有著一桿秤的——通過改換村名，褒揚了良善。

　　周蒙和王官的故事，短小，通俗，也完整，各自為篇未嘗不可。鮑十卻不這樣想。作家是這樣安排的：后來，老疙瘩這個26歲的狡猾胡子如何死的？很簡單：1932年8月26日下午四時許，有一只打著“三省抗日義勇軍”旗子的八百人的隊伍包圍了日本人占領的昌五縣……戰斗慘烈，戰死的義勇軍中就有老疙瘩，他的頭被“掛在城墻上示眾” 。再說那個周蒙，吊死之后，故事接下來又出現了一個蘇煥有， 1918年生人，父母從山東逃荒到了東北，成為周蒙家的佃戶。蘇煥有大有出息， 20歲時成為“抗聯”戰士， 1948年他率領部隊與國民黨六十四師作戰時“壯烈犧牲，年僅29歲” 。

　　兩篇小說，兩組人物之死，看似沒有任何牽連，但針對兩個英雄之死，鮑十精心安排了兩個官僚之死作為“陪襯” ；同時，兩組死亡的相互映襯也是一個隱喻——他們的根是纏繞在一起的：首先，他們是一個屯的鄉親，同飲一江水；其次，他們是時間的延續，用死亡“接生”了歷史；再次，就是用對比造成人物的命運關聯，他們的死，有的為尊嚴，有的為朝廷，有的為民族和百姓，把這些放在一起，使得平鋪直敘的死亡事件聚合了一種“編年史”般的張力。鮑十“尋找”到了時間在敘事中的宏大與力量。否則，他不會將人物的出生年月、死亡日期寫得清清楚楚。于是，時間的記載在祭奠人物之死的同時，也復活、升華了文字背后不易言說的人生觀、價值觀。

　　地主之死：告別臉譜

　　地主在中國，尤其在“階級斗爭”的年代，具有濃厚的剝削性，是特定意識形態下惡的代名詞——貪婪、丑惡、兇殘。作家們自然也就塑造出了“南霸天” 、“周扒皮”之流，對之丑化是必然的政治覺悟，也就導致人物簡單化和抽象化，并且作為翻身做主的貧苦人民的對立面，其“負面”形象也導致敘述的概念化和輕浮性，少了許多人物身上所承載的歷史烙印和沉重感。鮑十顯然屏蔽了膚淺的表達，“去地主”化，回歸人性，創作了既不同于魯迅筆下實施冷暴力的“魯四老爺” ，也不同于周立波筆下惡貫滿盈的“韓老六” ，更不同于臉譜化到極致的“我又回來了”的“胡漢三”等等一系列的“老地主”形象。

　　例如，在《積萬屯》里，地主沈積萬有個兒子叫沈家斌，身體羸弱，總是病歪歪的，卻天性聰敏，書讀得好，“一直讀到大學” �？墒�，“有一年他卻失蹤了” ，讓疼愛兒子的沈積萬差點要了老命。多年以后，改名為沈鴻的兒子回到家鄉，成了縣政府主席，領導貧苦人民“反奸清算” 。有一天，老地主決定見一見兒子。敘述到此，鮑十采用了最簡單的對話記述了見面：父親問兒子成家沒有，媳婦哪里人，埋怨兒子多年不歸，最后問兒子“是不是后悔有我這個爹了” ，在兒子“沒說是，也沒有說不是”之后，又說“我都是為了這個家啊……我哪能想到會是今天這個形勢啊……”隔過一天，沈積萬被槍斃了。平平淡淡的敘述顯然是作家有意壓制，但到這里，地主此前的諸多罪惡似乎淡去，倒是舍命“成全”兒子的革命之義，有點高大起來。在這里，作家在對歷史的殘酷性的書寫中流露出的個體溫情，凸顯了作家對人的尊重、同情和悲憫。

　　鮑十每每將地主的行動推上歷史關口，讓其承載風云變幻，直至與各自命運對峙，于是人物帶著自有的靈魂呼吸，即使毀滅也沒有遭到道德的歧視，死亡形象遂成“不朽者” 。

　　百姓之死：法律缺席后的反抗

　　在廣大的東北鄉村，廉勇和張丙萬都是老實得不能再老實的農民，但骨子里并不被任何勢力所“馴服” ，一旦欺壓和欺辱觸及到他們容忍的底線，他們就會抵抗，將暴力手段施之以對方。沖動的代價也好，懲罰也罷，在他們眼里并不可怕，而茍活著倒是最被人唾棄的，直不起腰來。最終，法律懲罰了他們，我們卻看不出他們到底有多罪惡，也無法仇恨起來，這是小說提供給我們思考的地方。道德法庭自有其審判的原則，而這片遼闊的鄉土上更是自有一套王法，人們更愿意遵守其審判。說到底，這里的人們比法庭更清楚誰應該為死亡負有責任。放下小說，可見作家深刻的悲憫意識，以及對現實的關照和預見。在這里，作品提供出來的“死亡焦慮” ，已經超越了審美層面的意義。實際上，作家在完成虛構的同時，文本默認了一個政治問題：如何建設好鄉村？這既關乎人的活命，更關乎有尊嚴的活命。

　　還有那些“不明不白”之死—— “爹死時只有四十歲” 、“在她十八歲的時候，爸媽就相繼去世了” 、“爸爸死后沒多久，她爺爺又死了” 、“他原來還有一個哥哥，很小的時候就死了” ……鮑十沒有交代這些人物之死的原因，卻也可以推測出大多是餓死和病死——死時潦潦草草，死后也少尊嚴儀式，構不成跌宕起伏。但是，恰是這些死亡，使得整部《生活書》彌漫著一股壓抑、肅殺的氣息，冷而有力道，也正是這些死亡，推動了敘述的延續——死者改變了生者的狀態，使得生者的命運發生突變——更是推動了敘述的發展。

　　在此，試作總結性的追問并回到這個問題：作家為什么要描寫這么多的人物之死？當然，人物自有其命。但眾多人物的“集體”死亡，偶然中也有必然，因為這里沒有“自然死亡” ，大多是人禍之殃，也就使得“斷氣”不再“平庸” ，又由于“行兇”乃多重勢力參與其中，死亡成為審美的“有趣”和“有意”的事件，也就獲得了敘事功能，揭示了生存的艱難，也影響到了社會道德、信仰，并對生者進行了提醒和勸告。

　　通覽《生活書》的人物之死，如此多的死亡，它的悲劇力量、它的悲喜劇的荒誕、它的無可奈何的無常，非但沒有使得死亡疏遠于存在，恰恰推動了歷史和生活向前走，正如東北大地上的莊稼、樹木、雜草之生機勃勃，盎然不息。這樣說來，那些死去了的“人物”依然活著，栩栩如生地活著——那些英雄，那些地主，那些胡子，那些農民，那些村長，那些老人，那些少婦，那些青年男女——在文字里歸屬各自的“自留地” ，也棲居在閱讀的“在場” ，他們就在生者的居留地，有名有姓。他們用死亡超越了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