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文藝理論為何缺乏熱點(李圣傳)

　　文藝理論是一個時代的風向標與溫度計。自上世紀80年代中期“方法論熱”始，中國當代文論便始終立足于時代前沿，既善于捕捉社會熱點，又引領時代文學的批評研究潮流。且不談思想轉型時期文藝領域的“美學熱”“方法論熱”，僅就上世紀90年代諸如“失語癥”“人文精神討論”“新理性精神”“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日常生活審美化”以及世紀之交的“文化詩學”熱潮，接連不斷的話題與論域，均在時代“文論熱點”中凸顯文學理論旺盛的原創力與生命力。

　　然而，近些年來，尤其是媒介主導的“后理論”時代的到來，面對“微時代”的“微文化”“微現象”，不僅文藝理論學科自身難以“落地”并對現實進行有效“發言”，遑論運用文論去指導文藝批評與文學研究實踐。對現實發言的困難，不僅造成當下文藝理論熱點的消失，更導致文論熱情與生命力的銳減。王岳川教授曾批評當下文論的弊病在于“泛化”，即大而無當的“泛文化化”、缺乏精神穿透性的“泛消費化”、面對低俗文化現象很少反思的“泛政治化”、喪失批判精神的“泛慫恿化”以及意識淡薄的“泛身份化”。這些文論弊端的現象表征無疑洞悉深刻，但其“泛化”背后的深層結構——缺乏文論熱點與原創力，則更值得我們進一步反思與追問。

　　文學理論熱點的缺乏，直接導致“無中心”“無聚焦”“無批判”“無反思”“無建構”的文論尷尬局面。盡管文學理論反“邏各斯中心主義”、反對“本質主義”，提倡多元化、自主性，但絕非偏離“中心”與彼此“絕緣”的無根漫游、自說自話�；仡櫸恼摰臍v史，但凡文學理論在某一領域取得一定的社會成效，皆在于相對聚焦的“時代熱點”中由學者間的相互對話與爭鳴而達成。由錢中文、童慶炳、王元驤等老一輩學者上世紀80年代初中期提出的“審美意識形態論”，成為時代“熱點”，盡管遭遇接連不斷的質疑與批評，但正是在批評與反批評的反思建構中，它成為了文學理論的經典性課題。上世紀90年代后期由陶東風、高建平等中年學者提出的“日常生活審美化”與“生活美學”，同樣成為時代“熱點”，并在相對聚焦的話題研究中，通過學界群體性爭鳴、批判與反思，構成了時代文論的經典，極大拓寬了文論的空間與視域。

　　然而，截至目前，作為“時代先風”的文學理論不僅“缺場”，更很少作出理論的研究或評判。其瓶頸則在于：在“文學經典”與“文化現象”間左右搖擺；在“學科邊界自律”與“跨學科反思”間保守不前；對西方理論亦步亦趨并加以本土化的“強制闡釋”；在精英主義文學立場上對“俗文學”“俗文化”的排斥抵制；道德理想主義以及審美主義的學苑情結。這些因素均使得當下文論“落地”困難，并在“現實脫軌”中制約了文論家的理論原創力。

　　制造“文論熱點”，需要文學理論落地接氣以及文論家的原創力，那么究竟又該如何制造文學理論的熱點，進而激活文論的熱度、活力與原創力呢？筆者愚見，其方向有三：

　　其一，接地的關鍵還在于“地”，而其有雙重涵義，即民族傳統的文學沃土和當下的現實生活。因此，我們不僅要回顧文學傳統，積極運用新方法、新思維對古代文學與文論加以重釋激活，還需要返本歸新，回應當下現實，對當下的諸如“微文化”等生活景觀予以知識批判與社會實踐。在此，對于古代文學與文論傳統，我們不僅需要學術史性質的“集成”“匯編”“校訂”，同樣還需要理論的反思、批判與富于生命力的現代性激活。

　　其二，文論的落腳點還應該是文學創作，只有文學作品才是文學理論創新的活水源泉。因此，通過文學作品的細讀，在西方理論與中國經驗的視域結合中尋求理論創新，也是復活文論生命力的關鍵。事實上，絕大多數的理論思潮，都是在文學實踐中或與實踐的互動結合中創造出來的。巴赫金的“狂歡化”“復調”“獨白”理論風靡全球，而其理論創造的基礎就是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罪與罰》《群魔》與《少年》等小說為研討平臺而抽繹提取的。美國新歷史主義之父格林布拉特提出的“文化詩學”理論同樣在歐美與中國形成重要影響，其實踐基礎同樣是通過對文藝復興時期莎士比亞戲劇的實踐解讀歸納總結出的。當然，盡管中國歷史上也產生過諸如劉勰《文心雕龍》及葉燮《原詩》之類的系統理論著作，但其重感性評點輕理論形態的特點總體上造成了中國理論的相對滯后。正如陶東風教授所指出，只有“把西方理論與中國經驗結合起來，既借鑒西方理論，又立足于本土經驗，通過對兩者之間契合和錯位關系的分析，來實現中國的理論創新”。因此，在文學實踐批評中，我們切不可照搬西方理論而脫離中國的特殊經驗，只有在“本土化”理論層面上的“文本學解讀”，才能在現實契合中實現中國文學理論的創新。

　　其三，積極吸納各種話語資源，保持理論的鮮活性、先鋒性以及現實敏銳性。文論之所以缺乏創造性和想象力，很大程度上源于“書齋式”的自我封閉以及“精英守成主義式”的他者性拒絕。時代在不斷進步發展，理論也在流動變化。這就要求我們以科學客觀、開放融通的態度吸納中西方各種優質理論資源，在中西對話、古今對話中激活、豐富、發展當下文論話語，增強影響力、擴大話語權，進而實現文論的生命力。與此同時，我們尤其還需對本土現實語境中的各種文學文化現象保持理論的敏銳度，在批判解讀中介入現實并對其發言，從中提煉出新概念、新名詞、新范疇，以保持文論的鮮活性、先鋒性及其現實敏銳性。

　　總之，“大國文學”需要文藝理論煥發新風貌、新氣象，文學理論自身也需要熱點與激情、呼喚生命力與創造力，文學批評與研究則更渴求文藝理論提供先鋒敏銳的視野方法。

　　(作者單位：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