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向”與“力量”(羅振亞)

　　詩人楊克親歷過許多流派與潮流的更迭，卻從不被流行的趣味與風尚所左右、裹挾；而一直視詩為生命棲居的精神家園，堅守獨立的文本立場，歷經近四十年的風云流轉，終成一只不老的“青鳥”，沒鍍過大紅大紫的速榮光環，也無明日黃花的速朽的悲哀。并且沉潛自覺，越寫越好，既有著標志詩人成熟的明確方向感，又飽具撼動靈魂的沖擊力。人民文學出版社日前出版的《楊克的詩》再次透漏了這一信息。

　　對楊克來說，寫詩是關乎心靈和精神之事，所以他的詩是“走心”的。不論是《走向花山》《圖騰》中原始神性之根的執著找尋，還是《火車站》《天河城廣場》等都市景觀、體驗的日常凝眸，抑或《人民》《春天盛大的綠只瘋長在詩歌中》的底層與生態的溫熱撫摸，均因“心靈總態度”的融入，烙印著主體的思想渴望和吁求，蟄伏著與讀者心靈溝通的可能。當很多人以為“非”詩的社會、現實層面的因素無助于美時，他從心靈出發卻很少沉湎于個體情懷的抒唱，而是力求在“及物”向度上建構自己的詩歌美學，在與外在世界的寬闊“對話”中，對現實做貼近又超越的詩意發現和言說；尤其是“血肉之軀/不能被抽去骨頭”(《對一個中年男子的描述》)的詩人身份認知，更賦予他的詩一種為天地立心的擔當色彩，常以個人視角傳遞群體或時代的情思意向，不管詩風如何嬗變，總能詩魂硬朗、充滿力量。像《如今高樓大廈是城里的莊稼》，“鄉村的農作物越種越矮/老人和兒童/是最后兩棵疼痛的莊稼”，就走筆當下生存，卻寄意深遠，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遷移的畸形事象與精神陣痛令人觸目驚心，那種對時代內傷的定點透視，鄉土眾生的終極關懷，內隱深沉的人生擔當，正是“憂患之思”的人文傳統的賡續�？梢哉f，作為現實良知的代表，楊克詩歌相互間聚合拼貼的散點透視，完成了轉型期中國“形象心史”的書寫，從中能夠捕捉到歷史的紋理走向和內在脈動。

　　楊克想象力出色，他的詩在感性路線上行走得稔熟自如。大都市最為嘈雜凌亂的場所，經他數筆勾勒便形神畢現，“火車站是大都市吐故納新的胃/廣場就是它巨大的潰瘍/出口處如同下水道，魚龍混雜像外排泄/而那么多好人，米粒一樣健康”(《火車站》)，擁擠和孤寂、時尚和欲望、健康和潰瘍等矛盾因子的組合，見出了都市繁華背后冷漠殘酷的本質。而更為引人矚目的是，楊克詩中“思”之品質和分量在日益強化。詩是“肉身中靈魂的頓悟與喚醒”觀念，同豐富的人生閱歷、自省的心理結構、超拔的直覺能力遇合，使他的《有關與無關》《又讀〈圍城〉》《向日葵》等詩，不時越過生活、情緒以及感覺的層面，直抵事物的本質，成為回味與沉思的結晶，在感性之外滋生出一定的理性，更像是一片片思想的家園，或一條條人生的“眉批”。隸屬南方的感性和偏于北方的理性在詩里融匯，無疑增加了楊克詩意內涵的高度和深度，也會引發讀者對詩歌只是情感、只是生活的傳統觀念的質疑和反思。

　　與詩魂的高邁硬朗相比，楊克在詩藝上更不甘人后。他的《石油》《“緩慢的感覺”》《雨打芭蕉》等作品中廣場、石油、電話、汽車、吉他、咖啡廳、火車站等商業敘述的物質類語碼大量起用，以新質顯豁的意象沖擊了傳統詩歌的意象格局。楊克的詩在結構、平衡大與小、抽象與具體事物的構思方面的功夫也令人折服，如《我在一棵石榴里看見了我的祖國》《廣州》，或將“石榴”和“祖國”類比，曲訴對國家的愛、對苦難同胞的悲憫，或則詼諧“火車”與“命運”的方向，暴露不少人眼中淘金者樂園及其欲望的虛妄，都能大里帶小，小中見大，虛實相生，有種舉重若輕的風度。特別是楊克的詩在豐厚文化底蘊支撐下的反諷、幽默的機智風格，更堪稱獨步。在“寫什么”和“怎么寫”的問題上，楊克詩歌打開的藝術可能性及其不俗的表現，對詩壇有一定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