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與死 記憶與遺忘(郭艷)

　　清明讓熙攘紛亂的塵世之音稍稍停頓，靜聽逝者大歸的梵音。數億回鄉祭奠的腳步散落在華夏大地的山川河流，當此際，我們或許才能從烈火烹油的現世抽身，轉而思考大慟大悲的死亡及其衍伸的終極意義。此種情境下的閱讀，自然有著更為刺心的感觸。小說通過文字拒絕遺忘，而遺忘似乎又是人類最本質的特征之一。個體的記憶是如此，對于集體、家國、民族和歷史的記憶也呈現出某種相似性。當下寫作更多對于物質主義生存經驗的個人化形而下敘事，個體日常性成為敘述重心，生存的物質性成為一切漂浮的所指和能指，人的意義也指向生存的無意義和荒誕性本身。在眾多自戀和個人化的文本中，我們依然能夠發現秉承1980年代人文傳統的文字書寫。梁曉聲《太平燈》(《十月》2015年2期)是一部具有現實批判性的作品，小說的題材和主題都似曾相識，但是作者沒有精雕細刻官場的財色交易，而是通過平實敘述撕開現實政治生存的裂縫，官場之怪現狀和群眾變幻的心態均有著極其到位的摹寫。麥家《日本佬》(《人民文學》2015年3期)通過民間化敘事來呈現一種大歷史觀照。在極短的篇幅中，通過對一個農民家庭在“文革”和抗戰時期苦難經歷的交錯敘述，構建出一個多維度的敘事模式。小說中民間話語、政治話語和知識分子話語互為闡釋，完成了一個作家對于當下與歷史的嚴肅反思。汪曾祺《八寶辣醬》依然以范本的方式閃現著文學性的熠熠光亮，民間與廟堂、留白與深省、清淡與余味熔于一爐。人物與細節、情節與主題、歷史與現實都在云淡風輕中徐徐道來。小說攜帶著漢文化的古風和韻味，在嘈雜的文字舞臺上霓裳淺唱，讓人銷魂悵惘。張策《宣德爐》題材堪稱獨特，戰犯歸來原本是一幕驚心動魄的政治大戲，作者則是在人道主義情懷中讓人物從庸常政治生活層面走入個體苦難生存的歷史罅隙。姨太太張麗蕓不斷重復一句話：好好過吧！這是重世俗生活的中國人最基本的生命訴求。一個“過”字裹挾著太多的意緒和情感，對于大多數無法傾訴苦難的人來說，沉默是一種無奈的選擇，而那種埋藏在心里的苦難才叫堅強。讓小人物的生存具有尊嚴和歷史感是難的，在這部小說中，小人物通過在重重苦難面前的沉默和堅韌完成了屬于個體精神的歷史存在感。

　　我們對于曾經發生的事情不可能忘記，有時只是暫時想不起來而已。而敘述之流會接續那種叫做傳統的東西，讓我們在凝神之中回溯身心的本源。習習《流徙》、綿陽《亡魂茶》、余林《釋》(《十月》2015年2期)重新記憶了自己家族的生命史和苦難史，一個個屹立在記憶中的先人在繁花似錦的春日顯出斷魂的憂傷與悲痛。在數典忘祖成為常態的當下，歷史在成為重物的同時，又往往被我們虛化為無物，從而一路以解構和斷裂之名灰飛煙滅。由此我們會在虛擬的賽博空間飄渺游戲，架空歷史和當下。然而一如魯迅先生所言：我們依然活在人世間。

　　曹寇《在縣城》(2015年2期《收獲》)通過兩對年輕人無聊生活狀態的敘述，一方面集中體現出自我和個體生存在當下的凸顯與張揚，一方面無疑闡釋了現代孤獨個體悵惘的永恒主題——“最遠的旅行是從一個人的心到另一個人的心”。然而中國的縣級城市尚未完成現代性方案，個體也只能在逃離現實的偷情中體現出對于他人五十步笑百步的庸常，人物無所事事的情感糾葛也無法抵達人性的幽暗或光亮處。對于中國最基本政治單元的縣城來說，人際、血緣和裙帶關系才是根深蒂固的物質和精神存在方式。曹寇以“在縣城”作為障眼法，其實描寫了試圖逃離縣域庸常生活的渴望，而這種逃離又無法具備切實的目標和價值意義訴求，由此才會在兩性糾葛中走入人性的卑微和人情的陌路。正如中國現狀遠非代際和斷裂所能解釋的一樣，縣城生活也遠非如此個人化和簡單化，而是具備了闡釋中國人精神景觀的諸多可能性。傳統與現代在縣域以一種最觸目的戲劇性方式存在，并給我們提供非常直觀的“人間悲喜劇”。然而作為最具備現實闡釋力度的縣域生存及其政治經濟和精神情感敘事依然在當下寫作中闕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