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憶張棗(陳東東)

　　張棗把中國當代詩歌視為一種奇觀，哪怕以世界詩歌史作為參照。他曾如此贊嘆過中國當代詩歌：

　　它無疑是世界文學中最活潑的一股生力，它在漢語中一直保持了先鋒勢頭，從來未曾妥協過，因而處境也最艱難。它的獨特之處在于它的精神可貴。它的讀者和支持者少得出奇，中國百分之九十九的文學知識分子缺乏讀現代詩的修養，絕大多數所謂后朦朧詩人也無海外的譯介，詩人全無社會地位，沒有一舉成功而改變經濟狀況的可能，連出詩集的機會都少見，寫作基本上可稱作是同行自娛，但仍有那么多聰明的腦袋干這個事業，真是奇跡！

　　我很晚才見到張棗。1996年，他34歲，要是從受到號召向“小靳莊詩歌”學習的影響開始寫詩算起，他的詩齡已經二十年；他離開中國也有十年了。那年春節前的某一天，我在南京路和平飯店的旋轉門前第一次跟他碰面的時候，沒有人會想到，他的人生僅僅剩下了十四個年頭……看上去，他一副意氣風發的樣子，雖已發胖，開始膨化，但那的確是他各方面大有起色、甚至堪稱最好的時期。令他備受煎熬的博士論文寫作差不多接近完成，不久他就獲得了德國特里爾大學的文哲博士學位，并在圖賓根大學有了教職，清苦多年后頭一回拿到了還蠻喜人的固定薪金；他又結了婚，跟一個同在德國的上海姑娘，并且有了一個兒子；他已經寫下了令自己滿意的詩，《卡夫卡致菲麗絲》和《跟茨維塔伊娃的對話》等等，它們屬于他最重要的作品�！拔疫@輩子只愿有份好工作，輕松，時間多，薪水高�！边@話正是張棗在那個時期寫給香港詩人黃燦然的一篇書面答問里所講的，其前提是“心中卻包含詩歌寫作的喜悅”——“我不想當專職詩人，詩在任何時代都不該是職業，”他喜歡“混在人群里，內心隨意而警醒�！蹦莻�時期，似乎，他已很接近這種他想要的生活了。到上海的時候，他的行李箱里，放著一卷他編選好的自己的詩，后來它們以《春秋來信》這個書名出版，收了六十幾首詩和一些譯詩。這本他稱之為“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詩集，展現了他希望被讀者看待的詩人形象。有一次提起葉芝，張棗說葉芝的好詩率是現代詩人里最高的。我想《春秋來信》的好詩率也不低。跟他第一次見面的當天晚上，在一家小飯館里他讓我看他的那卷詩稿�！拔沂莻�大詩人”，他說，說了不止一次。

　　1996年的張棗還很年輕，可是，我從那時候跟他初識，爾后交往的，卻已經是一個晚期的張棗。不過，早在十年前，1986年，他去德國不久即寫給我一封信。我跟他一來一回，通了十年信。那十年里他的生活一定是艱辛的，他信中的抱怨倒并不過分：“你可以想象國外生活的緊張節奏嗎？不但省略了我們十分頹廢的午睡，吃飯也馬馬虎虎，睡眠也隨隨便便，生活就是一只表，晝夜不停地運轉。對于我們中國人，尤其是我這種好逸惡勞的家伙，算是一場大懲罰�！贝蟾�，盡管如他所說“我在海外是極端不幸福的。試想想孤懸在這兒有哪點好？！”但他認為“這是神的意旨，我很清楚�！彼�以他覺得，“這個牢我暫時還得坐下去�！彼�最大的孤獨是到了德國后掌聲盡失，沒有人知道他是個詩人；而在去德國之前，在重慶，張棗充分享受著對形成其詩歌觀念和詩歌追求大有裨益的知音之悅，那像是一個詩歌寫作的磁力場，他自己是磁極一端，另一端是詩人柏樺�！剁R中》《何人斯》《早晨的風暴》《秋天的戲劇》和《燈芯絨幸福的舞蹈》等張棗早期的作品，語調里都有著磁化了的吸引力。決定去德國，張棗知道對他意味著什么，于是會有將之視若“壯士一去不復還”的《刺客之歌》；在那里打電話給我，會說他是在“蘇武牧羊”。到德國幾年后他有一首自況之詩，《海底被囚的魔王》，盡顯其壓抑、憋屈、無助和呼救�！斑@個牢”，到1996年的時候，也許算坐出來了。后來有一次，看到他從虹橋機場下飛機后便打車直撲岳父母家附近的南貨店，也不倒個時差，就在那兒盡情地抓起這塊臘肉聞聞，拿過那段火腿捏捏，我就很能明了他在德國過的是怎樣的日子，猜他回來了真的會有一種解放感。反正，1996年，他已能用一種隔岸的眼光看待他在德國的過去十年，要我相信(其實是讓他自己相信)，是神在以某種方式保護他的詩才。

　　他跟我說這種話，是在一個多月以后又見面的時候。這期間他離開上海岳父母家回長沙過春節，又去了四川、北京等地，相對充分地領略了他十年沒有返回的祖國，玩耍了一大圈舊雨新知。他發現，那種80年代的印象和記憶，尤其是他在國外懷念的詩人和詩人間熱切的知音般的東西，已經被另一個時代蕩滌，幾乎無存了。他的感受大概比惋惜還要凄涼。我記得一個月前從上海出發時，他跟我說：“我這回要去搞清楚柏樺為什么90年代就不寫詩了，我一定要讓他繼續寫詩！”這件事情，他后來再不提起了。不管柏樺自己是出于什么原因停下詩筆將近十年未寫，我想，張棗或許以自己的感受為自己解釋了柏樺何以不寫詩了，也知道不能或不必去勸柏樺繼續寫詩。

　　當那本《春秋來信》由文化藝術出版社出版，隨后德漢對照本《春秋來信》由黑德浩夫出版社出版，他將詩集拿給我看的時候，表情里有一種收工后的放松。不過張棗更有著不甘。他說胡冬看了《春秋來信》后跟他說“保持晚節吧”，他從中聽出來的是“不要再寫了，以免減分……”但是，張棗說：“我還要寫，要寫跟以前不一樣的，但同樣好的詩�！惫�然，1999年的時候，他寫了一首長詩《大地之歌》送給我。那的確是一件跟他以往的詩歌大不相同的作品，而且，還要好，如果允許這樣去對比的話。我跟他開玩笑說這得歸功于上海，他表示贊同。

　　他總是對上海贊不絕口，說看到了上海，才相信中國的現代化肯定會成功。他自稱從一個上海的女婿很快就成了上海主義者。上海，這個中國現代性歷程的縮影和夢影，為他的寫作提供過一個新的興奮點。1997年，張棗在短詩 《春秋來信》里寫道：

　　云朵，砌建著上海。

　　我心中一幅藍圖

　　正等著增磚添瓦。我挪向亮處，

　　那兒，鶴，閃現了一下。

　　兩年后便有了長詩《大地之歌》。有意思的是，鶴也在他這首吟唱上海的長詩里閃現。要是再多讀一會兒，就會發現，鶴豈止“閃現了一下”，作為中國精神和文化傳統之象征的鶴，實則統攝著這首長詩。張棗試圖從漢語古典精神中衍生現代日常生活的唯美啟示的詩歌方法，在《大地之歌》里得以痛快淋漓地運用，以至他的詩別開了生面。他以《大地之歌》超越自己，創出新境，啟示其更大的寫作格局……——不免要讓他苦笑的是，說起張棗，人們卻只會提到《鏡中》。

　　固然，《鏡中》是張棗的代表作�！按�表作是一個詩人某階段寫作的必然的最高的結晶�！彼�曾在一篇短文《略談“詩關別材”》里如是說：“我們知道一個壞詩人的最大標志就是沒有代表作。代表作像跳跳棋局里的骰子，一定得拋出個‘6’才能讓棋子起步……”張棗在很年輕的時候就拋出了這個“6”。 有一次，走進一個黑暗的房間，我打開燈，張棗在后面咯咯笑起來說：“陳點燈”，然后說他則會被人喚作“張鏡中”。那首寫于1984年秋天的《鏡中》，被太多的人喜愛。我說我有點兒后悔寫了《點燈》和《雨中的馬》，以至于在一般讀者的心目中，像是被定格了。他沉吟了一下，故意字斟句酌地說：“對于《鏡中》，在下亦略有同感也……”好詩人拋出“6”以后，其實還會拋出好多“6”，還會拋出“12”、“18”……不知道能不能拋出“60”來。張棗的《卡夫卡致菲麗絲》和《跟茨維塔伊娃的對話》要是拋出了“18”，《大地之歌》也一定不下于“18”，而且還是新開一局后頭一把就直接拋出的“18”。這之后，他又寫了《醉時歌》《鉆墻者和極端的傾聽之歌》和《父親》等幾首杰作。

　　但是，很奇怪，他也變得如他在寫于2008年的一篇文章《枯坐》里說的那樣：“寫不出(詩)，每次都被一種逼仄堵著，高興不起來”了。對于張棗，寫詩卻是需要高興的，他越因“寫不出”而“高興不起來”，就越“寫不出”。對于自己的“寫不出”，我不知道，他是否像1996年回國時想要搞清楚柏樺為何不寫詩那樣，去一探過究竟。

　　從1996年到2007年，張棗的生活有了許多變化。在圖賓根大學任教數年后，他在德國不再有任教的機會，依北島一篇短小的回憶文章所說：“2004年……他(張棗)的狀態不太好，丟了工作，外加感情危機。家里亂糟糟的，兒子對著音響設備踢足球�！庇辛说谝粋�兒子沒幾年，張棗又有了第二個男孩，經濟負擔加重了不少。所以，2005年他到開封河南大學任教，后來又到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做教授，改善家庭經濟是一大原因。當然，張棗很早就有回國的打算，盡管1996年闊別后所面對的中國，那種他所謂“痛失中國”的感受其實形成了他的一種自我阻止，但他還是感到他在海外“得不償失”，因為他“渴望生活在母語的細節中”。在給黃燦然的書面答問里他還寫道：“我相信我作為詩人的命運只有回到祖國才能完畢”。只是，后來，他那“該像一只蟬兒一樣飛回去唱一唱”的設想并非沒有被動搖。李笠悼張棗的詩里寫到新世紀他倆在北京碰到，張棗告訴李笠：“除了燈紅酒綠，還是燈紅酒綠。但天天洗腳又有什么意思��？！”張棗也完全同意北島對他說的，“聲色犬馬和國內的浮躁氣氛會毀了他……你要回國，就意味著你將放棄詩歌�！薄�…然而他卻還是不得不回來，而且在北京買了房子。我想這跟戒煙大不同，他該不會又是“想玩一玩意志”吧？——張棗“寫不出”的“高興不起來”，或許與這些有點兒關系。

　　在河南大學教書的時候，他邀我去開封玩幾天。那幾天的情形，我在別處已寫到過一些，此時我想起的，是他帶著我在雨后泥濘的小吃街轉悠的樣子……同樣在轉悠的還有幾條野狗。我跟他說：我們差不多就跟狗一樣在到處覓食。他于是站下來，看著眼前瘡痍的街景不動了。終于我們在一處昏暗的燈光下坐定，各吃了一籠包子。他說：“太便宜了，我很想在這里吃到貴一點的包子，但是沒有，只有這種便宜的包子�！边@話聽起來，總像是還有個別的什么意思。

　　他到北京做教授，我也去看過他一次，那是2009年的秋天，一場盛大的閱兵式結束以后沒幾天。他興致勃勃地要我陪他去街邊找閱兵式的DVD，前幾天的和歷年的全都買下。他又帶我去吃他推薦的包子，頗為得意地問我：“怎么樣？好不好吃？！”有一天我跟他和宋琳、馬僮想去大覺寺，車在暮色里開來開去卻一直找不到大覺寺，張棗開心得咯咯笑個不止，說：“這樣最好玩……去一個地方玩卻找不到那個地方是最好玩的……”這話聽起來也有點意思。

　　我在他買下的北京那套兩室兩廳的房子里住了幾天，早上起來，都會發現他已經坐在書房的電腦跟前了。他跟我說：“現在，每天6點，我都會準時打開電腦�！庇袔啄炅�，他常把“生活沒意思”掛在嘴邊——要么能寫詩，要么談戀愛，否則生活就沒什么意思——而他一直都想著從這種“沒意思”和“高興不起來”里突圍出去。張棗曾說自己寫詩鄭重其事，如履薄冰，輕易不下筆，但卻又似乎天天在寫，忙得很。他最后的階段，這么每天一大早就坐定下來，正屬于那種“忙得很”，屬于突圍的努力之一種吧。當他憂愁于“寫不出”，我提議他不妨多譯一點詩——他會好幾門外語，卻一向譯得太少——于是他動手譯出了近30首史蒂文斯的詩，又補全了以前選譯的史蒂文斯的《徐緩篇》。翻譯的那段時間，他的振奮堪比將近二十年前他從德國給我打來國際長途時的激動。那時他會在電話里說：“我正寫一首詩，我先念前面幾句你聽聽……”；翻譯期間，他會在MSN對話框里說：“剛剛又科研出一首，絕了，傳給你看……”我還找過出版商，想請他翻譯“里爾克后期詩集”和“策蘭詩選”，這些繼續突圍的事情，后來都沒有來得及去做。

　　另一件沒有來得及去做的事情，是張棗打算以他自己的眼光去編一部“新詩選”。在他家住著的時候，一個月后他最后一次到上海的時候，張棗有幾次跟我談起這部他設想的“百年詩選”(計劃在2017年出版——如果將1917年2月《新青年》2卷6號刊出胡適的8首白話詩算作新詩發軔的話，到2017年正值一百年)，說是出版方他都找好了。編一部詩選是一次批評，編這么一部“百年詩選”，更像是在撰寫一份他眼中的中國新詩史。他確乎拿出過一頁紙，要過一支筆在上面寫寫畫畫，想要列出個入選詩人名單來，然而這名單并不曾成形。前些日子，紀念張棗逝世五周年，許多朋友都在談論他。也有人提及張棗欲編“百年詩選”，還讓大家猜猜看張棗會選誰不選誰，意即哪些詩人會入張棗的“法眼”。

　　實際上，從張棗的博士論文Auf die Suche nach poetischer Modernit't die neue lyric Chinas nach 1919(《1919年以來中國新詩對詩性現代性的追求》)，就能見出他對新詩史的看法，這種看法，在他后來的講課(《張棗隨筆選》里收錄了他的一些講稿)和言談中多有體現。譬如，張棗認為：“作為新詩現代性的寫作者，胡適毫無意義，也無需被重寫的文學史提及。我們新詩之父是魯迅，新詩的現代性其實有著深遠的魯迅精神……”他特別重視魯迅的《野草》，已經為一本關于《野草》的專著寫了一些章節。梁宗岱、廢名、聞一多、李金發、戴望舒、馮乃超、馮至、穆木天、穆旦、王獨清、徐志摩、徐玉諾、陳夢家、陳敬容、何其芳、卞之琳、艾青和牛漢等等這些在他的論文里頻頻出現的名字，我想，也一定是他“百年詩選”的基本構成。

　　他的論文也論及諸多中國當代詩人，食指、多多及今天派諸君，四川五君及萬夏和周倫佑，北京的海子和西川，上海的陳東東、陸憶敏和王寅，南京的韓東，昆明的于堅，福州的呂德安，海外的宋琳、胡冬和孟浪等等；其中許多人的詩還常常被用于在海外復刊的某雜志，張棗長期擔任著這份雜志的詩歌編輯；他跟宋琳一起編過一本書名為《空白練習曲》的中國當代詩選，也選入了這些當代詩人的作品。不難想象，他們會在那本沒有成為事實的“百年詩選”里演重頭戲。

　　跟我的看法一致，張棗也把自文革以來的中國當代詩歌視為一種奇觀，哪怕以世界詩歌史作為參照。在前面提到的那個書面答問里，他曾如此贊嘆過中國當代詩歌：

　　它無疑是世界文學中最活潑的一股生力，它在漢語中一直保持了先鋒勢頭，從來未曾妥協過，因而處境也最艱難。它的獨特之處在于它的精神可貴。它的讀者和支持者少得出奇，中國百分之九十九的文學知識分子缺乏讀現代詩的修養，絕大多數所謂后朦朧詩人也無海外的譯介，詩人全無社會地位，沒有一舉成功而改變經濟狀況的可能，連出詩集的機會都少見，寫作基本上可稱作是同行自娛，但仍有那么多聰明的腦袋干這個事業，真是奇跡！

　　張棗自己也大為驕傲于他恰是其中重要的一分子�！霸娊o詩人的唯一酬報就是詩”，這一點他早已想透，不過他并未修煉到能夠去“獨孤求敗”——“不妥協，包括不向同情者和善意的外行妥協”，盡管他清楚“執意處在失敗的狀態中，故意去對自己成功的可能性進行搗亂，是今天詩人得過的最后一關�！睆垪椫�道許多詩人過不了這一關，而他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過這一關。有時候，他會覺得同行們仿佛故意忽略了他，那么，我說，2000年，由幾位優秀的同行評給他和多多獎金一萬美元的“安高詩歌獎”說明什么呢？而且，他其實知道，故意忽略恰好是一種最大的重視。他的最后兩三年主要住在北京，但沒有去湊北京詩歌圈的那種熱鬧。坐在書房里，他說，我就想自我邊緣化自己。他這么說的時候，我想起的是他的自我評價：“就我寫詩的這個向度而言，我可以說，五十年內沒有人能趕上來超過我……”于是我說起我對卡瓦菲斯的欣賞，除了因為其詩，還因為，更因為，卡瓦菲斯以其安詳平淡毫無所謂的方式與其說展現，倒不如說隱匿著他的詩歌自信。張棗想了想說：那還得再給(他)一些時間……

　　作者簡介

　　陳東東，詩人，作家，現居上海和深圳，主要作品有詩集《導游圖》《流水》《夏之書·解禁書》和隨筆集《黑鏡子》《只言片語來自寫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