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靠什么與世界相連？(魯太光)

——讀儲福金《黑白（白之篇）》有感

　　儲福金以圍棋聞名文壇，又以小說聞名棋壇，可謂雙棲名家。2007年其長篇小說《黑白》作品研討會，不僅諸多文學名家參與研討，而且以圍棋泰斗陳祖德為代表的圍棋名家也蒞臨暢談，成為一時佳話。

　　作為“國棋”乃至國粹，圍棋本就與中國傳統文化息息相關，儲福金本人對中國傳統文化又多所研思，再加上其長篇小說《黑白》的主人公陶羊子就是在傳統文化的浸潤、磨礪中成為一代圍棋無冕之王的，因而，論者多以“圍棋小說”命名《黑白》 ，或多在傳統文化的框架中解讀《黑白》 ，而忽略了隱含其中的“感時憂國”的現實情懷。

　　如果說，考慮到陶羊子獨特的生存境遇，尤其是其獨特的圍棋之路，以傳統文化為坐標解讀《黑白》雖略顯虛飄卻仍自洽的話，以此為框架解讀其長篇新作—— 《黑白》的姊妹篇——《黑白(白之篇) 》 ，則明顯地既虛飄，又不自洽。之所以這樣說，不僅是因為《黑白》所涉時段的確是中國傳統文化在現代潮流碰撞中即將遭遇大變，因而發出最后也最為瑰麗的光彩的時刻—— 《黑白》在相當程度上以陶羊子的經歷折射了這幻滅的光彩，而《黑白(白之篇) 》所涉時段則完全是現代潮流漫溢奔突，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無往而不利的高光時刻—— 《黑白(白之篇) 》自然也映射著這現代的極光，更重要的是因為，作者沉浸于現代而又超越現代，在《黑白(白之篇) 》中提出了一個極其“前現代”卻又極其重要的問題：我們靠什么與世界相連？

　　這個問題來源于袁青不依不饒的追問。袁青是陶羊子少年時代的棋友，因癡迷圍棋，在中日終有一戰的大勢下，依然離鄉去國，東渡日本，經過多年打拼，終于成為雄冠日本圍棋界多年的一代圍棋大師。新時期以后，國門漸開，陶羊子的“徒子”彭行，“徒孫”楊蓮、柳倩倩訪問日本，袁青在會見他們時問彭行：“你師傅是棋與文化連著的，連著五千年的文化傳統，他有這個文化的底子，在棋上表現。你呢？ ”這個問題也同樣提給了楊蓮、柳倩倩——事實上，也提給了“缺席的在場者”小君。他們對這個問題的回答，也各不相同：關于陶羊子的棋與什么連著，袁青與彭行等心有戚戚，那就是“文化” ，“五千年的文化傳統” ；對于自己的棋與什么連著，彭行的回答是“生存” ；楊蓮的回答則是“情感” ；而“缺席的在場者”小君后來回答記者“什么是圍棋的美”時“效益就是美”的回答，也可看做對袁青的回答。

　　作者之所以讓四代圍棋人回答同一個問題，其實是想以文學的方式勾勒百余年來中國人的物質與精神坐標，并考察其中人的存在狀況，這個坐標的原點自然是“生存” ：陶羊子是第一代圍棋人，他的一生貫穿了民國時期、革命年代、改革年代，直至消費主義盛行的當下，看看他九死一生的經歷，我們就會知道，他的棋首先也是從生存出發的，只不過，他卻在極端艱難的狀況下，超越生存，將棋與文化、精神聯系了起來，因而使自己的人與棋煥發了綿長的生命力；彭行是第二代棋人，他的人生從革命時代開始，他的棋的確是起于生存，依托生存，但由于他是陶羊子的嫡傳弟子，畢竟沾染了些文化氣息，再加上他所處時代物質貧瘠、精神樸素的底子，使他成就了剛勁質樸的棋風；楊蓮和柳倩倩的圍棋之路則始于開放時代，她們是現代社會的造物，她們的棋固然與生存相關(靠棋力在圍棋院立足) ，可這相關性似乎又不那么緊密(實在不行了，還可以轉行另尋出路) ，以致于滋養他們人生與棋力的，竟然是感情，說到底就是愛情，這也使她們的棋路與人生顯得有些飄忽，有些游離，有些脆弱；一路下來，就有了小君這朵新世紀的棋界“奇葩” ，算起來，他可算陶羊子的“重徒孫” ，他是現代社會乃至后現代社會的產物，他的棋當然也與生存相關，可竟然等而下之，只與“效益” ——也就是金錢——有關了，而且，在他那里，圍棋與金錢之間的關系，竟然又是那么赤裸而自然。

　　這么一梳理，我們就會發現，呈現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幅物質上行、精神下降的坐標圖，這坐標圖，在某種程度上，正是我們所面臨的時代困境之一：經過百年奮斗，我們逐漸擺脫了積貧積弱的歷史包袱，在現代文明方面，尤其物質文明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同樣毋庸諱言的是，在取得不俗的“硬實力”的過程中，我們在“軟實力”方面欠賬不少。這也是今天文化、精神、信仰等“軟危機”層出不窮的原因之一。畢竟，我們不能把金錢當做信仰，盡管有人說它已化身“上帝” 。

　　我想，這就是作者在《黑白(白之篇) 》中借四代圍棋人之口提出“我們靠什么與世界相連”這個問題的原因所在，也是其意義所在。

　　我想，我們每個人都該問問這個問題：我們靠什么與世界相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