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交流的責任與使命(許嘉璐)

　　再次來到美麗的維也納參加這次很有意義的論壇，使我不禁想到200年前，1814年9月開始在維也納舉行的一次意義非凡的會議，即歷史上有名的 “維也納會議”。眾所周知，對這次會議，歷史學家們的評價不一，但有一點是無可爭議的，即這次會議一方面是當時的幾個世界強國(英國、俄國、奧地利和普魯 士)對拿破侖戰敗后的歐洲土地和海上霸權進行瓜分和確認，另一方面，是對主要由法國發出的民族主義和自由主義思想進行壓制，進一步鞏固各國封建保守主義。 雖然此后歐洲獲得了幾十年少有的和平穩定，但是同時也醞釀著未來的更大風暴。

　　那段歷史，連同叱咤風云于一時的歷史人物，如梅特涅、亞歷山大一世、哈登堡等等，都已經煙消云散。時隔200年，我們這些學者聚集維也納，卻是 為著和那次維也納會議截然不同的目的進行交流。我們沒有豪華的晚宴和舞會，也不是為著某一國的利益而來勾心斗角、討價還價，而是來共同回顧歷史、展望未 來，為的是中-歐人民共同厘清我們和整個地球所面臨的危機，探討永久和平的道路。相隔兩個世紀，維也納的兩個聚會顯示著歷史的無情和時代流轉之迅速，實在 令人感慨。

　　中-歐文化交流的過去和未來，是一個值得各個方面學者深入研究的課題。一是因為這一歷史敘事具有巨大的世界意義，二是它將是中-歐人民開辟未來 的最好借鑒。在“過去”和“未來”中就包含著我們所為之付出無數精力的“現在”。中國有著幾千年“以史為鑒”的傳統；根據懷特海、科布和格里芬，過去實踐 的因果影響就存在于當下之中，我們應該面向事件的整個過程，以動態和發展的思維研究和規劃現在和未來。簡言之，我們既然把歷史看成是一個過程，那么就不能 夠割斷它，俗語所說的“知道了過去，就了解了現在，也就能預測未來”，是有一定道理的。同時，過程哲學還告訴我們，事件在縱向地發生、發展、終結的同時， 也在橫向地共生、擴展。因此我們的終極目的并不是為了哪個單一國家或人群，而是為了整個地球、為了人類全體，是為了我們的子孫萬代。而且，我們研究中-歐 文化交流的過去和未來，并不是要逃避現在，恰恰相反，首要的是回答當下所提出的種種難題。因為，如果人類沒有了“現在”，也就沒有了“未來”。單從中國的 角度講，正如尼爾·弗格森所說，“了解西方過去的成功經驗，可以為曾經、當下和未來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提供啟示�！�

　　2014年9月，我在北京舉行的“世界漢學大會”上，發表了題為《200年河東，200年河西，未來康莊》的發言。這個題目是借用中國俗語 “30年河東，30年河西”翻改的，意思是“主體”的本性并沒有本質性的改變，即“主體”還是那個主體，但30年前從“我”的西邊流淌的小河，30年后卻 出現在“我”的東邊了：客體在遷移、變化。400年來中-歐之間的文化交流就是如此：200年一流轉。

　　我把近代中-歐間的文化交流分為三個階段：前現代200年、現代200年和從當下以至無限的未來。當下只是未來的開端。

　　前現代階段，中-歐之間基本屬于隔絕狀態，只有從歐洲進入中國的傳教士和旅行家在牽線搭橋。這些人數不多的先行者對中國文化的了解自然是有限 的，但是在他們心中卻沒有預設、沒有先入為主之見。他們就像見到了一位從未謀面的和善的人，好奇、喜悅和欣賞是他們的共同反應；由他們帶回歐洲的文獻、資 料和信息，也引起歐洲啟蒙思想家們的興趣，例如萊布尼茨和沃爾夫。他們寫下了不少對中國文化，特別是倫理文化的贊美之辭。

　　此后，小河流淌的線路變了，生活在河東岸的中國在不知不覺中變成河西岸的小村。人類歷史上的一個非必然和非常規事件，即英國的工業革命發生了。 歐洲迅速崛起，原料、市場和利潤促成了遍及四大洲的殖民運動；力量的強盛培育了文化中心主義、盲目的優越感和狂傲之心，歐洲興起之路被錯認為是具有普世性 的規律。整個地球，在“中心”之外的所有地方、一旦進入殖民主義視野，就不可避免地被視為野蠻、蒙昧、落后之地。中國當然也不會成為例外。

　　在這個階段的200年中，中-西(已經不限于中-歐)的交往相對頻繁起來了。在歐洲文化優越論占據上風的時代，中國文化怎么可能得到接近公正的 評價呢？例如黑格爾就認為，“中國的歷史從本質上看是沒有歷史的，它只是君主覆滅的一再重復而已。任何進步都不可能從中產生�！痹谒�看來，在孔子那里， “思辨的哲學是一點也沒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練的、道德的教訓，從里面我們不能獲得什么特殊的東西”，孔子給予人們的，不過是任何地方都找得到的道德 常識，而且可能還沒有別處的道德教誨好。

　　顯然，黑格爾是用歐洲通過文藝復興形成的“理性”思維作為標準來認識和衡量中國的。我們不要去苛責黑格爾的治學路徑和方法，例如他沒有接觸過 《周易》等儒家經典和后代哲人所做的詮釋，更不了解諸子之學及其繁榮、爭鳴的情況，因此他得出和萊布尼茨截然不同的結論是正常的。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他極 高的學術聲望和著作(例如《法哲學原理》)的廣泛傳播，增強了已經普遍存在的歐洲中心論觀念的生命力，乃至即使在揭示人類文化多樣性的聲音日益響亮的今 天，要人們形成各種文化應該平等的觀念，接受與西方文化相異的中國文化，依然相當困難。我們不妨把黑格爾的出現算作第二個200年的開端。

　　經過20世紀殘酷現實的洗禮，借助先進的交通和信息傳輸技術，人們開始質疑自己已經習慣了的物質生活和文化思維的范式，繼而要解構之。這一日漸 加強的思潮所提出的問題，用尼爾·弗格森的話說就是：“當代的西方世界究竟怎么了？”其實，應該不分中國和歐洲、西方和東方，我們都應該問：“現在的世界 究竟怎么了？”這是因為，西方近300年的傳統，概而言之，“現代”、“現代化”和“現代性”、“現代主義”，自由、平等、博愛，其不完美的一面日益成為 造成人們不愿見到的情景和破壞人類和平、幸福的根源。自上個世紀末到現在，追求“現代化”已經成為前殖民地人民的普遍愿望，而經濟全球化的趨勢更加速了現 代性對各個民族、地區和國家原有文化傳統的沖擊。換句話說，整個地球都在承受著貧富差距拉大、環境惡化、資源枯竭、倫理喪失、沖突不斷、“市民社會”異化 解體等等災難的折磨。自然，中國也在其中，現在也正在探索擺脫這一困境的方法和路徑。

　　在這種憂心忡忡的情勢中，全世界思想界發出了兩股相互呼應、先后疊加的聲音。一個聲音是強調人類文化的多樣性，不同文化應該平等、互敬、對話， 這將有助于人類文明的進步和各個民族文化的豐富和發展。一個聲音是應該在“后現代主義”的基礎上加強建設性，甚至出現了“建設性的后現代主義”的設想，其 中心意思則是構建人類共同倫理。

　　在構建人類共同倫理的聲浪中，我們聽到了這樣的話語：“孔子學說的中心并非是獨裁的家長制，而是真正的人道觀念�！薄�(孔子的)這種倫理觀念將 個人的道德與國家的興亡密切地聯系起來�！薄�(孔子主張)人類應致力于取得與他人和大自然之間的和諧，同時對待他人應遵守外在的行為規范‘禮’并表現內在 的‘仁’�！薄霸�21世紀，中國的智慧將成為共同的人類倫理的一種特別的動力源泉�！�(漢斯·昆 Hans Kung：《世界宗教尋蹤》)

　　我把漢斯·昆以及其他許多學者類似的論說看成是自萊布尼茨之后400年中-歐文化交流進入新階段的表現。這并不是因為他們說了中國文化定型人物 孔子的好話，而是因為他們著眼于世界各個偉大的宗教與信仰，從中尋找它們之間的共同點，以期推進構建人類共同倫理，由此出發，重新審視以前沒有看清楚或者 誤解的東西。這的確是值得稱贊的。實際上，大概中國人，包括中國學者，意識到自己的傳統和文化具有為世界作出貢獻潛力的人也并不多，他們的話無疑對中國人 也具有喚醒的價值；何況在他的和西方其他一些學者的論著中并不乏對中國文化的批評。

　　我把剛剛起步的這一潮流視為中-歐文化交流的第三階段，是雙方命運相連，相互深入認識、欣賞和學習的階段，是攜手共同解決人類和地球危機的階 段。這個階段會持續多少年？也是200年？200年不過是短暫的一瞬，在這之后人類又將如何？我期望的是，這種出于人類本性的、符合孔子、佛陀和基督教誨 的友善關系能夠永續下去。

　　中-歐之間的文化交流對人類文化多樣化語境下的未來負有特別的責任。200多年來，世界的強勢文化，其根基或者說其核心，是發源于歐洲的希伯來 -希臘·羅馬-盎格魯·撒克遜文化，這其中也包括了經歷了馬丁·路德，特別是加爾文宗教改革后形成，至今盛行于北美的基督新教文化。歐洲文化，在人類看到 智慧的曙光，亦即雅斯貝爾斯所說的軸心時代之后，曾經為確立人類理性的地位和科學技術的發展作出了極大貢獻，推動了歷史前進的步伐。中國，作為一個文明古 國，幾千年來積累的東方智慧至今還存在于人們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后現代主義和現實生活已經相當充分地揭示了現代主義的弊病，反顧中國，雖然還沒有完全實 現現代化，但是也遇到了與歐洲同樣的危機，而且已經顯露無遺。換言之，歐洲與中國發展水平不同，面臨的挑戰或威脅表現形態有異，但是二者的危機卻是同質 的。我們沒有理由不緊緊地聯起手來一起應對這一危機，挽救地球，挽救人類。

　　中國大規模地接觸外部世界，先后有過兩次。一次是從古印度迎來原始佛教，在經過幾百年的磨合之后，形成了中國化的佛教，中國文化因此而豐富、提 高、發達，國力迅速增強。一次是一個多世紀之前與歐洲的全面接觸，隨后中國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至今這一過程并沒有結束，只是有了新的內涵。在我看來， 這個新的內涵應該是在后現代思潮之后，接續上個世紀80年代歐洲學者提出的探索人類共同倫理的議題。

　　人類共同倫理是當今世界人心之所急需，而人心是一切危機的主要根源。探討這一課題，必然要不同的宗教和信仰為了全人類的福祉心平氣和地坐下來對 話，要一起深入到各自的和對方的元典以及初始教義中，我們將在那里找到并重溫先圣先哲的教誨。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彼此尊重，認真地而不是輕率地學習對方， 期望對方的信仰同樣得到提升。在這基礎上大家一起尋找彼此的共同的倫理追求。這樣，一定會對仍在膨脹的對利潤、地位和過分舒適的生活的貪欲有所制約。我認 為，無論是一神信仰、多神信仰，還是巫覡信仰，也無論是啟示性宗教、神秘性宗教還是哲人宗教，都可以為人類共同倫理貢獻自己的智慧。

　　20年前在芝加哥舉行的“世界宗教議會”發表了《世界倫理宣言》，后來聯合國發布了《通向未來之路》的號召，因此我們不是從零開始。我相信，如 果在中-歐學者中再次出現為構建人類共同倫理吶喊呼吁的熱潮，一定會引起社會更多人的注意。那么，我就期望，作為公共知識分子，我們不能僅限于學理研究， 也應該“超越對話”，有所行動。一種理論，只有當它成為廣大民眾共同的心聲時，才是有力的。

　　讓我們共同努力！

　　(此文系作者在21世紀中華文化世界論壇第八屆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的演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