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耳：日常生活的啟蒙者(張艷梅)

　　田耳，湖南省鳳凰縣人，1976年10月生，小說家，著有中篇小說集《一個人張燈結彩》、長篇小說《天體懸浮》等。曾獲魯迅文學獎、華語文學傳媒大獎、臺灣聯合文學新人獎等。

　　抵達、喚醒和建構

　　生活的能力

　　從2005年《衣缽》，到2014年《天體懸浮》，歷經十年，田耳抵達了他文學生涯的一個新高度。不過，“70后”一代人的精神底色到底是什么，對于未來中國，未來中國文學，這一代人究竟會做出怎樣的選擇，或者能夠完成什么使命，現在簡單下個斷語，還為時尚早。

　　前幾天讀敬澤老師給文珍小說集寫的序，文中說：“巫借助文字，也獲得了抵達、喚醒和建構內心生活的能力：無以名狀的恐懼、焦慮、欲望和疼痛，由此變成了被名狀、被意識到的事物。一些巫沿著大路成了國王，一些巫沿著小路成了詩人……人們之所以有溝通天人的欲求，就是因為，每個人都相信，自己有獨特的命，有一種與龐大的世界戲劇對抗的內在理由，而巫要把這理由告訴他們�！�(李敬澤：《新方言與部落之巫》)這話說的當真是好。談到“70后”，這一代漸成文壇主流的作家，在神界、人界、魔界，在天、地、人之間，在一切萬物：時間、空間、自我、他人、有形、無形、物質、神識范圍內，居于何處，扮演何種角色？是以文字為漫長道路，一路西行求取真經的師徒？還是以無差別的存在，看取人類世界溝壑縱橫千差萬別的智者？說到底，對于一個真正的寫作者來說，寫作本身就意味著一種信仰。

　　在《“70后”作家小說創作的幾個關鍵詞》一文中，我列舉了大家熟悉的“70后”作家：追問世界本質的徐則臣，挑戰文學極限的李浩，專注于精神追問的弋舟，把小縣城灰色人生寫得活色生香的張楚，在青春敘事里不斷強化自我的路內，偏執而又憂傷的阿乙，執著于靈魂敘事的鬼金，帶著南方潮濕陰郁氣息的朱山坡，有著飽滿的生活和土地溫度的李駿虎，回歸民間充滿傳統文化憂思的劉玉棟，還有溫潤的魯敏，犀利的喬葉，諳熟大上海小市民文化的滕肖瀾，擅長虛構和想象的王秀梅……那么，在這樣一群共性多多而又個性鮮明的寫作者中間，田耳是怎樣的這一個呢？在陰郁與明亮，傳統與先鋒，諂媚與疏離，喧囂與壓抑……種種氣息并置彌漫的當代文壇，作為“70后”的代表作家，田耳顯得更低調，更真誠，更貼近生活。這個時代和社會的內部紋路并不清晰，沿著這些紋路游走的日常啟蒙者們，幾乎無一例外地會遭遇鬼打墻，或者深陷言說的迷宮困境。沒有鑰匙，其實也沒有真經。我們大都匱乏內在的勇氣和理性。田耳帶給我們的，就是敬澤老師所說的：抵達、喚醒和建構生活的能力。不僅僅是個體能夠自立為王的內心生活，也包括文人往往慨嘆無力改良的社會生活。

　　純正的中國故事

　　田耳喜歡講故事，而且講得很好�！兑吕彙肪褪悄欠N純正的中國故事，帶有民間自足飽滿的汁液，在文化的暗夜里肆意流淌，兀自成型。李可作為大學生，繼承父親衣缽做了道士，這里面有父與子，鄉村與城市，理想與現實，生與死之間的對立，也有反抗與放棄，溫情與傷懷，渴望與隱忍的交織。李可否定過父親，逃離過鄉村，最終的回歸、接受和認同，有現實生存的被迫無奈，也包含著千百年來中國民間社會運行的內在邏輯。父親一生游走大地，身上附著傳統鄉土秩序，兒子進城讀完大學，本應具有現代城市精神。經歷了身份認同危機，李可最后選擇做道士，事實與虛幻依舊截然對立，卻可以在他的思想世界和平共處。盡管要經過自我勸說，才能夠相信父親文化身份的存在意義，這種信，其實更深層的，是建立在他的生活直感和生命積淀之上。田耳寫過不少鄉村題材小說，他試圖為我們打開的，不是陌生化的鄉土世界，而是追問我們是否還愿意或者能夠守護這樣的“鄉”。什么是自然傳承，什么是文化傳遞，我們努力去保留下來的那些習俗，對于正狂奔在現代化、城市化進程中的中國來說，究竟有著怎樣沉重的意義？文學，可以把日常生活歷史化，也可以把抽象歷史日常生活化，作家往往提供的是生活的復雜性，并非刻意厘清社會結構的邊界，隨著觀察者身份的交換，我們注定要與之共同思索新舊秩序之間的斷裂與彌合。

　　我注意到在《衣缽》和《夏天糖》中，田耳對鄉村生活的態度略有差異。面對父親之死，李可算是涅槃重生；面對蘭蘭蛻變，小江則選擇了彼此毀滅�！兑吕彙分�，“村子在王俐維的眼里是一片用過去式寫就的風景。她是個匆匆來去的看客，而自己則是這里的樹木，扎下根的。這片窮蔽的土地說不定就是生活的全部�！鄙倌昀羁傻膲粝胧侨ケ本�，去大城市，最終父親以死亡喚醒李可對道士身份的內心自覺，他以孝子和道士雙重身份給父親做了第一個道場。而《夏天糖》中，小江走南闖北十幾年，心里放不下的是鄉間路上那個純真的小女孩。散發著水草氣息的豆綠色小女孩幾乎成了他生命的圖騰。鄉村是封閉落后的，李可急于逃離，無數次遙望遠方的熱鬧城市；小江卻不斷沉湎于遙遠的記憶，渴望尋回安寧的少年夢想。田耳曾說，“鄉村失去自在自為的一套精神體系，把多少年形成的生活模式扔掉，只能日漸凋敝�！睆睦羁傻叫〗�，從融入鄉村到幻想破滅，家園不復童年的寧靜古樸，鄉愁卻如鬢邊白發早生，隱約看出田耳小說寫作的某種精神軌跡。

　　混沌大地與浩瀚星空

　　田耳熟悉底層生活，也喜歡寫小人物悲欣交集的日常生活，其實張楚同樣如此，卻很少有研究者把“70后”作家歸入底層寫作，大約是因為“70后”作家的思想資源不是左翼或新左翼，這一代寫作者更喜歡回到小說藝術本體，而不愿意把文字建構在社會學分析之上。一個有趣的現象是：田耳喜歡寫警察和道士。從《衣缽》，到《一個人張燈結彩》，再到《天體懸浮》，他終于讓參與維護生死兩界秩序的警察和道士合二為一了�！短祗w懸浮》讓我們看到了田耳對長篇小說藝術和社會生活的整體把握能力。這個看起來很科幻的題目，寫的卻是最現實的生活，盡管不乏荒誕和救贖，主旨卻不全然于此。讀《衣缽》那年就曾感慨，當代人活得無聊，死得亦無趣。十年后，在混沌的大地之上，關于人生意義，攜帶著鄉村與都市上空徘徊的孤獨靈魂，田耳給出了浩瀚星空。小說寫賭博、色情、吸毒、放貸、兇殺，寫各種欲望的放縱，構成了地面上的斑駁暗夜；而仰望天空，神秘璀璨的星光依舊，那些懸浮的天體，丁一騰，或者符啟明，你，還有我，我們每個人都可以擁有。只不過，我們更被動地淪陷于生活的日常性，包括午夜橋頭的烤串啤酒，也包括娛樂廳的活色生香。小說開篇就是洛井派出所和左道封閉，這個時代，從市民大眾那一端看，是左道封閉，從警察這一邊看，其實是右道封閉，左右都不能走，忍不住要說，敢問路在何方？

　　之所以稱田耳為日常生活的啟蒙者，是因為我手邊剛好放著赫爾曼·鮑辛格的這本書，我想這個標簽應該還算恰當。很多人比較田耳和沈從文，因為湘西鳳凰。沈從文攜帶著屬于他的文學光亮長眠，墓碑前草木葳蕤花香彌漫，每次田耳安靜地坐在那里，目光遙望遠方，他心里在想什么？10年時光，中國文壇接受并確立了田耳的存在，未來10年，以至更久遠的日子里，期待田耳成為世界文壇的獨特存在。

　　張艷梅，文學評論家，現居山東淄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