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老走了(張躋)

　　周日，窗外下著雨。同往常一樣，午睡起來，習慣性地打開手機，查看一下微信、短信和來電。像是一種感應，從十幾條未讀的微信中偏偏先打開了友人、作家南妮給我發的一條微信：“今在文藝報上讀到孟偉哉同志逝世的消息，很突然，才82歲。他的文集還沒整理好吧？哀悼�！�

　　冥冥之中早有了預感，可消息傳來還是刺痛了我，讓我感到難以接受。若有所失地給在外購物的妻子去了電話，告訴她孟老走了……她安慰我說，別難過了，你已經在往壞處想了，應該放寬心��！

　　春節臨近，我照例給北京的孟老去了電話，預祝老人家健康長壽。然而手機、宅電均無人接聽，內心便惴惴不安起來。白天打，晚上打，在單位打，到了家里繼續打，結果一無所獲，不是“您撥打的電話已關機”，就是家里無人接聽。妻見我心神不寧，支了一招：你發個短信吧，孟老一開機就會看到的。幾天過去了，仍不見回復！我開始在百度上搜索有關孟老的信息，沒有出現我所擔憂的消息，懸著的心這才稍稍放下，估摸老人也許去了山西老家，也許在醫院小住靜養……

　　對我這一代人來說，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孟老無疑是我們的精神導師。在那個文化生活相對匱乏的歲月，孟老的文字以及由孟老主編的《當代》文學季刊等讀物，是我們這些文學小青年的最愛。記得那時電臺正熱播孟老的長篇小說《昨天的戰爭》，每次開播我便一刻不離地守候在收音機旁，全神貫注地聆聽曹燦那聲情并茂的演播，崇尚英雄主義的情懷一次又一次被書中的主人公周天雷所點燃，心潮激蕩，難以忘懷。

　　1999年3月19日，經畫家顏寶臻教授引薦，我與仰慕已久的孟老相識。也許是被我的真誠與熱情所打動，孟老視我為朋友，從此我們書信往來，結為忘年交。但畢竟京滬兩地相距遙遠，我與孟老不常見面。十多年來，我們的聯系方式多為書信和電話，最近的一次見面距今也有四年光景了。那是2011年3月，我參加住建部一個培訓活動，其間抽空去看望了孟老。他居住在一個叫芳古園的居民小區，孟老指了指緊挨著他住房的一棟高樓打趣道：“吳冠中生前就住那兒。每次路遇他們夫婦倆在小區散步，吳冠中便樂呵呵地指著我對他夫人說：‘這是我的領導’�！蹦菚r孟老腰板硬朗，精神矍鑠，思維敏捷，談吐風趣。他從文學創作講到繪畫藝術，從社會發展說到房價問題，談興甚濃。那次給我印象最深的是老人流露出了對年輕人提筆忘字和不會用筆寫字的憂慮。后來我把這次面聊寫了一篇文章《聽孟偉哉談“書”論“道”》，發表在新民晚報“夜光杯”。

　　孟老對這些年社會上出現的不良風氣和腐敗現象甚為反感，去年6月，他讓我通過文學報刊登他的一篇舊文《憑吊巴爾扎克》。見我疑惑，他道：你沒看出此文的寓意嗎？這篇看似不時髦的舊文，現在看來仍然具有現實意義，它是對當下社會出現的丑陋現象的反思與批判。他關切地詢問我的工作狀態，告誡我要守住底線：“你們這些與房產打交道的官員，誘惑和風險很大，要多留神哪！”諄諄教誨形同父親，讓我感受一份柔情與牽掛。

　　兩年前，當孟老獲知我有出書的念頭時，非常高興，主動提出由他作序和題寫書名。當我把文稿寄給孟老審閱，其時他正住院調養，也許一直忙于籌措出他的文集緣故，累著了。出院后的第一件事，老人家便一絲不茍、逐字逐句地閱讀了近20萬字的文稿。一周之后，我收到了孟老的快遞，打開一看，除了用鋼筆寫的近三千字的序文，還用宣紙分別書寫了三個書名，讓我選用。此刻，我深切地感覺到：孟老如同為他即將誕生的“孫輩”取名字一般興奮，十幾年的忘年友情，一下子從老人的心底深處宣泄了出來，令人為之動容。在寄回的文稿中，字里行間留下了這位八旬老人親筆修改的痕跡，圈出了一些用錯的或不合適的字和詞，對內容有出入的地方也提出了意見和建議，對一些他認為出彩的文字或段落，則用紅筆劃上一條杠杠，毫不吝嗇地大加贊賞。然而，由于種種原因，出書的事一擱再擱。去年年底，孟老給我來電，嗓音沙啞語氣中帶著不安：“張躋啊，最近沒什么事吧？書稿編好了沒有哇？”讓一個老人牽掛，晚輩甚感內疚。如今，孟老走了，此事也成了我終身的一件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