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東來信》：另一種救贖(高秀川)

《遠東來信》，張新科著，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36.00元

　　《遠東來信》絕非個人傳奇式的小說，這是一部滲透作者生活經驗和個人洞見的作品。它寫的并不是一個或一群人的逃亡，而是一個和另一個民族的相遇和包容。

　　從某個層面講，一個人，一個群體，甚至于一個民族的歷史也只是時間無涯荒漠里的一粒微塵，沒有人關注、發現、挖掘，也就這樣悄無聲息地湮滅。也許只有徜徉在上海的老巷子里，偶然瞥見紅磚尖頂的猶太風格建筑，才會有人說：“哦，這是當年猶太人聚居過的地方！”——生活往往如此，淡忘了很難再次記起。但是總有一些東西不該忘卻，尤其當你有機會站立在虹口區摩西會堂門前的小廣場上，感受到陽光沐浴下的紅墻青瓦透露出靜默與安詳時，你就會覺得，一個歷經滄桑的城市曾經表現出的博大胸懷，一個苦難深重的民族曾經給予的東方式救贖，一個卑微無聞的群體曾經付出的人性溫暖，也許更應該被銘寫在人類文明史上。

　　曾經一度流連這段歷史，關注這段別樣歲月的人是張新科——這個留德多年，寓居上海亦有時日的學者，以別樣的形式，透過披滿歷史塵埃的城市、街道、建筑甚至于只字片語來重構昔日場景，達成人性至善的摹寫。他歷時十八年，足跡遍布德國的漢堡、柏林、慕尼黑、紐倫堡、德累斯頓，身影盤桓在波蘭的華沙、克拉科夫、奧斯維辛集中營，甚至于捷克、法國和中國的諸多城市也遍灑其求索的目光。這個有著跨文化背景的人，并非做歷史細節的考證，而是努力體認個人遭際和民族命運在二戰場景中所演繹出的悲歡離合。張新科談到這部作品的創作時這樣說：“彼岸留學時，自己深感西方對中國人在國際主義胸襟，人道主義情懷，對人性的悲憫關愛等諸方面微詞頗多，也多次在這些方面受到洋人‘奚落’，內心十分酸楚，一直希望尋找一種東西方之間均能接受的‘載體’，希藉此‘載體’于無聲處來呈現中華民族大愛、大仁、大義的民族本性�！倍�《遠東來信》即是其經年熔鑄，嘔心瀝血之作。

　　魯迅在評白莽的《孩兒塔》時這樣說：這《孩兒塔》的出世并非要和現在一般的詩人爭一日之長，是別有一種意義在。我也覺得從藝術角度細致分析《遠東來信》遠非當務之急，面對這部蘊涵著厚重歷史感的作品，更應該看到其填補當代文學史空白的價值。多年以前，德國思想家泰奧多·阿多諾曾經說過：“奧斯維辛之后，寫詩也是野蠻的�！币驗榻洑v了慘絕人寰的殺戮，對人性的懷疑和絕望使得任何藝術形式都顯得孱弱無力。納粹橫行無忌之時，世界各國相繼對猶太人關上接納的大門，只有上海這個在猶太人心目中比傳說還飄渺的遠東城市張開了溫暖的臂膀——曾有過眾所周知的漫長的被欺凌蹂躪的國族，在歷史的血雨腥風中并未放棄其民族根性中善良寬容的東西。時至今日，藉由史蒂文·斯皮爾伯格導演的電影《辛德勒的名單》，人們一再傳頌著辛德勒這個閃耀著人性光輝的名字，而在戰爭的驚濤駭浪中，撐起數萬猶太人之諾亞方舟的上海，卻于時光的流逝中塵封了這段溫情的歷史。這當然也是作者內心的遺憾和隱痛，亦是這個原因，才促使他做這樣艱苦的探索。

　　作品從留學生謝東泓所收集到的八封二戰期間從上海寄來的信件結構情節。每一封信解讀都會激活一段塵封的歷史，最后編織成一個閃耀著人性光輝的長篇巨制。鮮活的敘事在當下生活和歷史塵埃中穿梭，在這種時空的切換中，除了折射出觀照歷史的現代視角，還還原了一種生動的在場感。小說著力塑造雷奧、王家甫、潘進堂、喜鵲、馬蘭蘭等一系列人物形象。如果說謝東泓這條線起著結構全篇的作用，亦隱含了現代人的歷史觀和價值觀的話，那么雷奧個人經歷這條線則牽引著歷史深處人性畫卷的拓展。初讀作品的人往往會覺得著力點在雷奧這個異鄉流亡者身上，延至文末，你會發現王家甫、潘進堂和喜鵲才是作者傾心呵護的形象。而且讀者亦會發現在他們身上體現的普通國人的善良、寬容、堅韌乃至決絕的品格。一份間隔了多年的跨國情誼，承擔了分外沉重的囑托，如果不是這種品格，恐怕載不起如許嚴酷的愛與恐懼。小說中的諸多人物構成了豫東南地區底層民眾的生活群像，這樣一個群體在作者筆下洗盡了歷史塵埃，刷新了以往種種對于中國民眾的慣性想象。也正如作者所言：“創作本部小說的過程，是我對家鄉、對民族重新認知的過程。我的家鄉雖然世代貧瘠，但她和彼岸的城市一樣美麗；我所在的民族雖然歷經苦難，但和她彼岸的其他民族一樣心胸遼闊，大愛無聲�！�

　　其實我更愿意特別強調的是，《遠東來信》絕非個人傳奇式的小說，這是一部滲透作者生活經驗和個人洞見的作品。它寫的并不是一個或一群人的逃亡，而是一個和另一個民族的相遇和包容。是一種民族責任感促使作者以這樣一種方式，對歷史、對世界訴說我們在國際主義、人道主義以及人性關懷場域的在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