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緣，一種更開闊的視角(李曉曄)

　　邊緣，擬諸天象，是朝日方升未升、夕陽方下未下時的景象。這是天地間最壯麗的時刻。其原因正在于兼容與轉換，不像正午和中夜，或者艷陽高照，或者皓月當空，美則美矣，缺少一點豐富與變化。不獨天象，凡物皆然。像敦煌，因其邊緣，遂成為漢文化與佛教文化相融合的璀璨結晶；像邊區，因其遠離中心，遂成為革命的發源地。至于各種交叉學科、邊緣學科，無不是新技術、新發明產生的淵藪�？梢哉f，邊緣產生靈感，邊緣爆發革命。

　　在文學領域，也有一些處于邊緣的人物。比如楊絳，就可謂是一位邊緣人。她是小說家？翻譯家？評論家？學者？都是，又都不是。對于楊絳來說，她既否認自己是一個小說家，也否認自己是一個學者。她一輩子最真切的感受是，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在《孟婆茶(胡思亂想，代序)》中，她寫到：“一處是教師座，都滿了，沒我的位子；一處是作家座，也滿了，沒我的位子；一處是翻譯者的座，標著英、法、德、日、西等國名，我找了幾處，都沒有我的位子�！弊詈�，“他們在傳送帶的橫側放下一只凳子，請我坐下”。所謂“傳送帶的橫側”，即是邊緣，坐在這一邊緣的人，自然是邊緣人了。因此，邊緣人，是楊絳對自己一生的真確寫照。

　　作為《楊絳，走在小說邊上》的作者，慈江也堪稱一位邊緣人。其實“邊緣人”一詞，還是慈江當年初出茅廬、亮相文評詩評界時一個頗為自許的創見，后來卻一語成讖，成了他自己一生的命運。他1997年出版的詩集《漂移的岸》是一個隱喻，因為“船一旦下水便注定一世漂泊”(《遠行人》)。所以，無論是辭別故土求學異域，還是告別文學轉戰商海，抑或是在經濟學與文學之間徘徊，其邊緣的姿態和情緒隨時光的流逝而日益彰顯。邊緣人，讓人想起俄國文學中“多余的人”或“零余者”的形象，雖然被萊蒙托夫譽為“當代英雄”，但就其內涵，仍然具有一種漂泊不定和自我放逐的意味。

　　因此，同樣的遭際和心境，在冥冥中便自然而然，產生了契合。我想，慈江之所以要選擇楊絳作為研究對象，并積數年之功，撰寫學界第一本楊絳研究專著《楊絳，走在小說邊上》，正是他在楊絳那里，看見了自己的影像。然而，邊緣意味著復雜、混沌、晦明不定。因此，走進楊絳的文學生涯，注定是一次歷險，一次智識的較量和掙扎。因為，楊絳不但是學術大師錢鍾書的夫人，而且作為留洋歸國的才女，在創作、翻譯、研究等方面的著述皆堪稱可觀。我想，提前20年，慈江不會去碰這個“硬釘子”，那只會將自己扎得滿手是血。不過，已經人到中年的慈江，卻也已遠非昔日吳下阿蒙。他精通英文，修讀過德、俄、拉丁等語言課程，編過《外國文學評論》，出過詩集和翻譯作品，甚至出版過經濟學著作。研究楊絳可以有很多視角，但是慈江卻選擇了從小說入手。小說，其實是楊絳文學生涯中一個薄弱環節，亦可稱之為其文學活動的邊緣地帶，因為楊絳一向自認在小說創作上“只是一個業余作者”——這大概也正是慈江將著作命名為《楊絳，走在小說邊上》的真意之所在。即使只是從創作而言，她的散文也勝于小說。她的散文如《干校六記》確已達到了“喜劇的外表，悲劇的內蘊”的高度。慈江認為，對于楊絳來說，“最難割舍是小說”。正因為小說是楊絳最傾心、最糾結，卻又把握得最不好的領域，因而也就成了一窺其文學路徑與文心的一個絕佳觀察點。從楊絳與小說的糾結這里可以比較容易看見楊絳理論與創作的脈絡、看見其才情與學識的發源，看見其文學活動的全部復雜性，有牽一發而動全身之效。

　　我一直在想，作為和蕭紅同齡、大張愛玲九歲、小林徽因六歲的同代才女，楊絳的作品為什么總體上不如前三位的小說或詩歌那樣更令人癡迷，那樣更讓人難以忘懷呢？除了政治環境之外，楊絳本人的文學觀念某種程度上也限制了其小說的成就，因為她的文學觀更多的是一種19世紀以前的古典主義文學觀，有一種干凈而清晰的理性特質——誠如慈江所言，總體而言是沿著“經典的清晰的腳蹤規行矩步”。這與20世紀國人因苦難、抗爭而產生的強烈的非理性情緒不相吻合，因而難以在更大范圍內獲得共鳴。

　　如果從另一個角度看，邊緣，未必不是另一種中心！因為，邊緣意味著結構的薄弱地帶，意味著具有突破、轉換，以及生成某種新秩序的可能。如果我們以邊緣為中心，那么公眾眼中的中心未必不是一種邊緣。因此，我對慈江《楊絳，走在小說邊上》一書末章的“走到人生邊上”的“業余作者”的論述特別有同感。在這個時代，雖然不妨說我們已經在很大程度上擺脫了政治的羈絆，但是我們又在更大的程度上跌入了商業的陷阱，跌入了專業主義等等陷阱。如果從“小說邊上”看楊絳，把她視為一個作家、翻譯家和學者的綜合體，我們就會得到一種完全不同的印象。

　　正如慈江所言，楊絳本人對于她的小說的優缺點有著非常清晰的認識，尤其到了晚年，更是超越了對于小說創作的糾結。這表現在她對于自己文學創作的態度，即認同文學創作的本質是“玩”�！巴妗币馕吨�一種自由的心態，意味著達觀和超脫；“玩”也意味著，在楊絳這里，邊緣與中心已然翻轉，邊緣可以是中心，中心也可以是邊緣。當邊緣成為中心之后，方能逃脫居于邊緣的孤獨、自卑與糾結，而得到心靈的解脫和大自在。因此，以邊緣為中心，最終形成了楊絳文學觀和創作觀的內核。

　　當一種文學方式、一種生活方式已經僵化之后，從中心逃離，隱遁于邊緣，應當是一種最為自然和愜意的選擇。以邊緣為中心，楊絳與于慈江的這種生活方式，為當代讀書人提供了一個可供效法的范本，一種有意味的可能。其實，楊絳與于慈江所體味的這一邊緣生活方式何嘗不也是一種傳統的回聲。

　　或許，這才是慈江躲在鬧市一角，孜孜矻矻埋首研究楊絳其人其作的初衷所在，也才是他的《楊絳，走在小說邊上》一書的真正底色所在。

　　《楊絳，走在小說邊上》，于慈江著，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4年10月，4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