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海外傳播呈現中外互動良好格局(姚建彬)

莫言

　　2014年9月17日，習近平主席訪問印度期間，兩國領導人談到了中印兩國互相翻譯出版對方25部經典作品的協議。將要被翻譯到印度的25部書中，23部為文學作品，包含了古代、現代和當代的中國文學，側重點在當代文學，入選作品有10部，這10部除了舒婷的詩，其余均為長篇小說，包括莫言的《生死疲勞》、王蒙的《活動變人形》、賈平凹的《秦腔》、陳忠實的《白鹿原》、余華的《活著》、阿來的《塵埃落定》等。

　　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中國文學海外傳播節奏的加快，無論是在國家領導人的出訪活動中，還是在中外作家之間、作家與翻譯家之間、作家與文學經紀人之間，都逐漸呈現出中外文學交流的良性互動格局。

　　中外作家在面對面互動中增進了解

　　近年來，中國作家與域外作家之間的交流日漸活躍，大家就像走親戚一樣，你家到我家，我家到你家，中外文學交流呈現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

　　2009年，在第61屆法蘭克福國際書展上，中國第一次受邀擔任主賓國，中國作協派出了由鐵凝、莫言、余華、蘇童、畢飛宇等100余位作家組成的龐大代表團，展開了包括“中國當代小說在德國”、“德語小說在當代中國”等演講、對話、論壇、朗誦會。2012年，在第42屆倫敦國際書展上，中國擔任主賓國，中國作協組織30多位中國作家和海外華人作家前往助陣。

　　此外，國內外大學、文學團體和研究機構之間所展開的中外作家之間的互訪、交流等等，也日顯活躍。北京師范大學國際寫作中心自2012年11月成立以來，主辦了多場高端活動，極大地推動了中外文學互動格局的形成。埃及著名女作家納娃勒·賽阿達維在來訪中說：“你們談到的恰恰是我想要表達的。在中國、在這里，我感覺到自己作為一個文學家存在�！�

　　與此同時，中國作家在域外相繼斬獲諾貝爾文學獎、紐斯塔特國際文學獎、紐曼華語文學獎、卡夫卡文學獎等文學大獎，也進一步彰顯了中國文學在世界文壇的分量，激發了世界了解中國文學的興趣，是中外文學交流、對話形成良性格局的最好明證。盡管作家不是為了在國外獲獎而寫作，然而他們的創作成就，他們作品的藝術魅力，他們書寫人類共通主題的本領，是可以聯通世界的。

　　通過豐富多樣的文學交流活動，域外作家、讀者、翻譯家、評論家、漢學家乃至出版商，可以面對面地與中國作家交流、溝通與對話，在零距離的互動中增進對中國文學的了解和認識。中外作家的良性互動，不僅可以為中國文學的海外傳播提供有效渠道和寶貴契機，而且可以為中國文學海外傳播營造富有品位的接受氛圍。

　　翻譯是文學海外傳播的瓶頸

　　與我們本土極為活躍的文學創作、極為豐富的文學作品相比，中國當代文學在海外的傳播總體上并不盡如人意。文學認知的差異、審美好尚的分野、意識形態的不同、價值觀念的沖突等等，都有可能成為制約中國文學海外傳播的因素，翻譯或許是制約中國文學海外傳播的最大瓶頸之一。

　　隨著中國對外開放的持續推進，域外世界了解中國的興趣日益濃厚，對中國的了解也愈加廣泛和深入，域外的翻譯家已經與中國作家之間形成了良好的互動局面。他們可以通過中外文學交流活動，或者私人交往的方式，與他們有意翻譯的中國作家之間建立起良好的私人關系，進行深層次的溝通與交流。

　　“西方首席漢語文學翻譯家”葛浩文已經將莫言的11部作品翻譯成了英語，評論界將其視為把莫言介紹給世界的重要功臣。葛浩文公開稱贊莫言對譯者很體貼：“他很清楚漢語和英語之間是不可能逐字逐句對應的，他會很體貼地解釋作品中的一些晦澀的文化和歷史背景，他明白翻譯是對原文的補充而非替代�！蹦�言對葛浩文的翻譯水準充分信任，總是十分放心地把自己的作品交給他。

　　同樣，葛浩文與賈平凹、劉震云、李銳、姜戎、蘇童和畢飛宇等其他中國當代作家也保持著順暢的溝通。這種良好的互動格局，要做到“疑義相與析”，甚至要彼此成為諍友，在目的語和源語的審美習慣、價值觀念之間實現平衡。在葛浩文著手翻譯劉震云的《手機》之前，就注意到：小說場景始于30年前，然后閃回到現代，接著又回到30年前。葛浩文坦率地對劉震云說：“如果照這種順序翻譯，看過40頁后，美國讀者就會說‘真沒勁’，然后把它扔到一邊�！彼�建議作家把開場設在現代，然后再展開回憶。這個建議得到了作者的同意。這一改變，提高了《手機》英譯本的銷量。

　　除了個體之間的良性互動，國家也在行動。北京師范大學與美國俄克拉荷馬大學共同實施的“中國文學海外傳播工程”、2011年至2014年中國作協連續主辦三屆“漢學家文學翻譯國際研討會”，還有“首屆中外出版翻譯懇談會”、“世界漢學大會”、“青年漢學家研修計劃”、“國際漢學翻譯家大會”等諸多活動，在客觀上也向海外的漢學家、翻譯家傳遞了十分積極的信息：中國文化走出去的確已成為中國的國家文化戰略。這對于營造中國文學與海外文學溝通的良好氛圍，激發海外翻譯家翻譯中國文學的熱情，具有極為現實而深遠的意義。

　　但總體而言，海外世界依舊嚴重缺乏翻譯漢語文學作品的專門人才，即便是有翻譯中國文學經驗的漢學家，也并不一定能夠準確把握中國文學的特質，對中國文學發展演變規律的了解也很難切近本真。此外，海外的翻譯家往往會根據自己的興趣和愛好來選擇要翻譯的中國文學作品，而不大樂意接受被指派的任務。所以，我們在積極推動中國文學的海外傳播時，也要多抱一點平常心，不必那么急切地要爭著搶著走出去。我們不僅要給作家與翻譯家留更多溝通、交流的時間，而且要給世界更多的時間。對中國文學而言，首要的是創作出不辜負這個偉大時代、不辜負我們偉大民族和悠久文明傳統的文學作品。沒有扎實的內功，沒有中國本土文學的做大做強，中國文學海外傳播的其他問題都是空談。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經紀人助力作家作品海外傳播

　　作家身邊出現經紀人，是非常晚近的事情。2013年2月15日，莫言在自己的微博上發文，授權女兒管笑笑出任其經紀人，使文學界對于作家經紀人這個話題表現出了較以往更加濃厚的興趣。但國內大部分當紅的或大牌的作家，都還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經紀人。對大多數作家來說，讓他們把自己的作品交給經紀人，無異于直接交給市場來檢驗。在他們看來，文學的價值不能由市場和利潤來決定，他們更看重的是由專家所構成的文學批評體系對其文學價值的評判。另外中國作家的版稅收入普遍不高，讓他們難以雇傭經紀人。再有我國的出版市場發育尚不夠充分，文學作品出版領域還缺乏成熟而專業的經紀人。也正是由于專業經紀人的缺位，才使得中國作家潛在的市場號召力及其作品的附加值沒有得到有效挖掘，這反過來也影響了作家收入的增加，他們自然也就請不起專業的經紀人了。

　　以往，中國作家在處理自己的海外版權過程中，受騙上當、遭遇霸王條款的情況并非個例。

　　麥家的小說《解密》在2014年的海外圖書市場所刮起的“麥旋風”，就與其經紀人的成功運作密不可分。如果沒有版權經紀人譚光磊對麥家小說的文學特質的敏銳判斷，如果沒有他鍥而不舍地堅持和拼命三郎式的專業推介，“麥家年”或許很難以我們已經看到的方式出現。最近幾年來，譚光磊在助推華語文學走向世界方面可謂成績斐然，遲子建、吳明益、張翎等多位華語作家也是由他經紀而賣出了多國版權。

　　迄今已有近30個國家購買了阿來《塵埃落定》一書的版權，所有洽談和簽約事宜也完全是由經紀人來運作的。阿來表示：“對于作家來說，應付商業其實比較困難，所以經紀人可以幫到一些，這樣便于讓作家去安心專注于文學創作�！�

　　與此同時，國外的版權代理人正在積極發掘中國市場，2014年8月，中國出版集團主辦的“首屆中外出版翻譯懇談會”上，就出現了前來中國主動尋找代理機會的國外出版機構及其經紀人。

　　“麥旋風”出現以后，我們有理由相信，在面對中國的海外傳播時，將會有更多的作家選擇與文學經紀人合作，作家與文學經紀人之間的良好互動格局也有望逐步提升。

　　除了上述互動格局外，我們也期待中國文學海外傳播的研究界、出版界等方面也出現中外良性互動的格局，從而形成助推中國文學海外傳播的合力，在彰顯我們的文化自覺和自信的同時，為豐富并發展世界文學，作出中國文學的獨特貢獻。

　　(作者為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