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飛文學想象的翅膀(郭海軍)

　　針對當代文學發展中存在的問題，有批評家和作家尖銳地提出，有些當代文學作品越來越低于現實生活，甚至認為“現實生活本身比當代文學要精彩得多”。這無非指兩個方面，一是現實生活比文學想象更扎實更厚重更精彩；二是有些當代文學作品對現存沖突的解決遠遠低于現實生活，不能扣人心弦和啟人深思。這種現象反映了中國當代文學界三種創作傾向。一是有些作家不是深入生活，感受生活激流，而是遠離生活，向壁虛構，作品不僅鮮能震撼人心，而且缺乏歷史激情，完全無法與現實生活相比。二是有些作家在解決現存沖突時不是高于現實生活，而是低于現實生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人的智商。這些文學創作既不能對現實發展知微見著，也沒有畫出當代人的靈魂。三是有些寄生在當代歷史碎片中的作家執著于躲避崇高和挖掘自我，甚至陶醉在杯水風波中。這些作家寫出的文學作品低于現實生活是不可避免的。

　　一些文學批評家和作家認為有些當代文學作品低于現實生活，既不是顛倒了文學想象與現實生活的辯證關系，也不是否定文學想象，而是對當代文學向下墜落傾向的強烈不滿。這就是他們堅決厭棄那些向下墜落或低于現實生活的文學作品，呼喚放飛文學想象的力作。

　　其一，在現實生活中，有些生活現象即使很精彩很魔幻，也是局部的。作家如果反映這些局部生活，就必須去粗取精、去蕪存菁，就必須透過現象把握本質、超越局部把握整體。這種典型化的過程是離不開想象的。想象不僅有助于作家超越他們所處的現實生活的局限，而且有助于作家在把握整個歷史運動的基礎上看到歷史發展趨勢�？梢哉f，沒有想象，作家既不可能把握局部和整體的辯證關系，也不可能把握整個歷史運動�，F在有的作家雖然認為作家是人民的一分子，作家應該從自我出發來寫作，從自己感受最強烈的地方入手，寫自己最有把握的那一部分生活，但卻強調如果作家從表現自我出發，如果能夠超越個人恩怨，那不過是作家的痛苦和時代的痛苦碰巧是同步的，而不是作家應負的社會責任。事實上，作家感受最強烈的地方和整個社會生活是分不開的，是整個社會生活的有機組成部分。作家絕不能局限在這種感受最強烈的地方，而應從這種感受最強烈的地方出發并超越它，否則，就很難反映出他所處時代的本質方面。比如紅學研究的分歧，絕不是表現“大我”與揭秘“小我”的差別，而是把握整體與把握局部的區別。李希凡認為胡適的《紅樓夢考證》雖然對曹雪芹及其家世的考證解開了作家之謎，但卻混淆了素材與創作的關系，認定《紅樓夢》寫的是曹家家事——“賈政即曹頫”“賈寶玉即曹雪芹”，把這部偉大文學作品完全歸結為“正在這平淡無奇的自然主義上面”，仿佛《紅樓夢》是一本平淡無奇的家事紀實�？甲C派紅學在一定程度上孤立把握了社會生活的局部。而李希凡則認為，《紅樓夢》真實而深刻地概括和描繪了封建社會生活，是對封建社會末世的整體反映，是“封建社會的百科全書”。這是力圖把握整個社會生活。社會生活的局部是整個社會生活不可分割的部分。作家雖然不能輕視局部生活，絕不能局限于一己之我、瞬時之我、碎片之我，而應超越局部生活，從而把握整個社會生活。這就是說，廣大作家不能局限在自我世界里，而應自覺地把審美超越和現實超越有機結合起來。19世紀俄國文學批評家別林斯基反對藝術家像鳥兒似的為自己唱歌，認為那些優秀的人如果逃避到自我世界里，絕望地對這個沉重現實束手無策，無可奈何，并把這種自私自利的、膽怯畏縮的感情引為驕傲，輕蔑地看待那個不值得他們感到痛苦和歡樂的社會；盤踞在自己的幻想城堡的收拾得很漂亮的樓房里，透過五彩繽紛的玻璃來看世界，像鳥兒似的為自己唱歌，就只有才能的毀滅這種結果。(見《別林斯基選集》第3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597至598頁)向下墜落是才能的毀滅。當代文學絕不能向下墜落，要在深入把握局部和整體的辯證關系的基礎上向上飛翔。

　　其二，文學與它的時代是不可分的。正如黑格爾在把握哲學與時代的辯證關系時所指出的：“哲學與它的時代是不可分的�！币环矫�，哲學并不站在它的時代以外，另一方面，哲學又是超出它的時代的。文學也不例外，既是時代的產物，也是超越時代的。這就是文學不僅反映現存沖突，而且解決現存沖突。作家解決現存沖突是離不開想象的。想象不僅有助于作家準確地把握歷史發展的未來趨勢，而且有助于作家在把握歷史發展趨勢的基礎上解決現存沖突。即使最純粹的現實主義文學作品，也飽含革故鼎新的激情。元代文學家關漢卿的現實主義悲劇《竇娥冤》就既有對造成冤案的衙門的清醒，也有竇娥最后發出的三樁誓愿的怒吼；既有女兒竇娥屈打成招后的冤死，也有父親竇天章秉鑒持衡的昭雪。恩格斯在區別不同歷史環境的基礎上雖然堅決反對在文學作品中“硬塞”進對社會沖突的歷史的未來的解決辦法，但卻并不完全反對作家提供這種歷史的未來的解決辦法，只是強調作家在不同歷史環境里對社會沖突的歷史的未來的解決辦法要有所不同。(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3頁)作家對現存沖突的歷史的未來的解決既有對現實世界的揭露和批判，又有對理想世界的憧憬和創造。不過，作家創造的理想世界卻不是向壁虛構的，而是昭示現實世界的可能發展。文學批評家余英時在批判以往的紅學時就顛倒了這種文學的理想世界與現實世界的辯證關系。余英時沒有深刻把握《紅樓夢》的現實世界與它的理想世界的辯證關系，因而認為“自傳說”所處理的只是作家生活過、經歷過的現實世界或歷史世界，而新“典范”則要踏著這個世界，攀躋到作家所虛構的理想世界或藝術世界。這就是新“典范”在突破“自傳說”的牢籠后進入到作家的精神天地或理想世界。余英時甚至認為曹雪芹的創作企圖——即他的理想或“夢”——才是決定《紅樓夢》的整個格局和內在結構的真正動力。這就是說，《紅樓夢》的理想世界不是現實世界的可能發展，而是決定《紅樓夢》的現實世界。這顯然是一種自大幻想。馬克思在區別唯物辯證法與黑格爾的辯證法時曾指出，辯證法在對現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時包含對現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對現存事物的必然滅亡的理解。辯證法不崇拜任何東西，按其本質來說，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第112頁)這就是說，作家的主觀評判不能脫離人民群眾的歷史評判。只有立足于作家的主觀評判與人民群眾的歷史評判的有機結合的基礎上的想象，才是有生命力的。

　　文學想象既是作家的聯想能力和創造能力，也是作家的把握整體能力和解決社會沖突能力。因而，這種文學想象既立足現實生活，也超越現實生活。很多作家貶低文學想象的把握整體能力和解決社會沖突能力，而是熱衷于實錄或原生態寫作。他們除了創作出低于現實生活的文學作品以外，很難立足于人類文學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