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欣欣《鏡�；辍罚焊腥说牧α繌暮味鴣�(李觀鼎)

　　或許是太久未曾遇見好劇本的緣故吧，我初讀澳門作家穆欣欣新編歷史京劇《鏡�；辍穭”緯r，頓覺眼前一亮，沉浸于難得的審美愉悅之中。這部戲劇佳作，確乎是海德格爾所說的那種“關注存在之歷史”的“思與詩的對話”。

　　長期以來，沈志亮作為澳門近代史上的抗暴義士形象在民間廣為流傳�！栋拈T百科全書》稱：沈志亮又名沈亞米，廣東香山下恭都龍田村﹙今屬澳門﹚人。鴉片戰爭后，因不滿葡人擴占澳門界址并以修路為名挖掘村民祖墳，與郭金棠等六位村民合謀，于1849年8月將總督亞馬留刺殺在澳門蓮峰廟旁。后為保護同伴，主動自首，終被清政府殺害于香山縣前山，《鏡�；辍芳慈〔挠谶@一史實。但該劇最值得稱道的，并不在于歷史的復述或再現，而在于通過藝術處理，將主人公置于歷史與哲學的悲劇境遇中，并由此探尋澳門之“魂”的精義，建構起劇作鮮明的精神品格。

　　一切歷史都是今人眼中的歷史，都是當下對過去的回望�！剁R�；辍纷髡咴诨赝�“沈志亮刺殺亞馬勒(亞馬留)”這一歷史事件時，一方面對沈志亮反抗殖民者暴行的義舉施以濃墨重彩，以張揚龍田村民走出黑暗壓迫，追求自由生活的強烈愿望；一方面又對義士的就義過程細致鋪陳，以昭示這種愿望在事實上遭到挫敗的悲壯結局。兩相映照，張力彌漫，一體渾成，深刻而生動地表現了恩格斯所說的“歷史的必然要求與這個要求的實際上不可能實現之間的悲劇性沖突”。

　　《鏡�；辍芬詣≈兄魅斯�的親身經歷告訴人們：沈志亮之死不是偶然的，生命個體追求幸福、守護家園、捍衛人的倫理尊嚴的斗爭，離開了強大祖國的支撐，其理想和希望終將被殘酷的社會現實所吞沒�！剁R�；辍穼︻}材和主題的深度開掘，讓人有理由相信，作為澳門之“魂”體現的崇高精神之價值核心，“愛國愛澳”決非一個“口號”，它積淀著無數澳門人的努力和犧牲，是偉大而艱難的澳門歷史文化的自然引伸。

　　戲劇文本不僅是對于社會人生帶著傾向性的“歷史評價”，而且是依照某種美學原則的“審美評價”。穆欣欣對表現對象的審美把握，創造性地運用中國古典戲劇結構美學原則，將自己的感情意緒納入劇中人物、情節、場面，從而升華了史實，顯示出藝術結構的特有力量。

　　中國古典戲劇理論中，戲劇結構是首要問題。李漁在《閑情偶寄》里，就提出了“結構第一”的主張，并將這一美學觀點具體化為“立主腦”、“減頭緒”、“密針線”等結構原則。所謂“立主腦”，即戲劇創作要建立起“一人一事”的藝術結構�！剁R�；辍肥冀K將沈志亮作為中心人物展開矛盾沖突。值得注意的是，沈志亮居于全劇中心，卻沒有高高在上，凌駕一切。為了寫好這“一人”，作者選取了仰視、平視和俯視等多種視角，通過多維度的觀照，將藝術典型立體化、生活化。

　　《鏡�；辍穼憽耙皇隆�，敘述集中于“刺殺亞馬勒”這一核心事件，以此作為樞紐，組織串聯劇情。如劇中兩次“醉龍之舞”的鋪排，一次歡樂喜慶，一次悲憤壯烈，呼應著龍田村在“刺督”前后的社會景象，兩相對比，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作者搭建起情節動作的堅實架構，分清了主次人物以及各自的“戲份”，整個故事循序漸進地鋪陳，主題也隨之顯露。

　　作者在為劇作“立主腦”的同時，還注意“減頭緒”，務求精減那些多余的部分，給主要故事情節的展開留下充裕的舞臺時空。劇作剪材還運用現代手法，如運用電影蒙太奇的手法，通過幾個“鏡頭”的組接，展現尖銳沖突的過程。

　　《鏡�；辍吩诔尸F其悲劇性主題時，給人一種鮮明的整體感，這也是作者成功運用“密針線”的結構美學原則的結果。劇中不但情節動作的穿插、鋪排和進展設計得嚴謹細密，恰到好處，就連細節和道具也處理得絲絲入扣�！霸O伏”既機智巧妙，“照應”更順理成章，于“無一人無著落，無一物無去處”的演繹中，建立起戲劇文本整體的自在性藝術結構。

　　《鏡�；辍芳热灰跃﹦�為表現形式，那么文本就須姓“京”，也就是說，其內容敘事和抒情方式得受京劇藝術法則的規范，并由此呈現劇種的審美特征。京劇作為中國一種古老傳統戲劇，向以唱、念、做、打及其有機結合為主要藝術手段，《鏡�；辍肺谋緦Υ吮憩F出深度的理解和嫻熟的把握，為導演和演員通過劇中人物的唱、念、做、打展開情節、塑造形象、呈現環境，提供了厚實基礎和充分可能性。按照京劇表演藝術的要求， 一出戲的角色安排，必須包括“生”、“旦”、“凈”、“丑”幾大行當。齊整全乎的行當，恰切地對應著人物的身份、性格和劇情需要，要文有文，要武有武，剛柔相濟，美丑互見，顯現出一種豐富的多樣統一之美。如果說，《鏡�；辍烦�、念、做、打的文本呈現，為藝術家們的舞臺表演創造了“無聲不歌，無動不舞”的條件，那么，這些要素在劇中有機統一起來，并化為“戲份”分配到行當齊備的各種角色身上，人物的聲情動作也就都有了濃郁的“京”味兒。盡管《鏡�；辍酚玫氖前拈T題材，稱之為地道的“京劇”，卻是毫不為過的。

　　《鏡�；辍凡粌H姓“京”，而且姓“澳”，是首創的“澳門京劇”。劇作成功的根本原因，乃在其通過對澳門史實的提煉、加工和改造，演繹出一個可歌可泣的澳門故事，張揚了澳門之“魂”，即澳門人追求幸福生活、守護家園，并為此勇于承擔和頑強斗爭的祟高精神。而在這一過程中，作者吸納了澳門元素，成為深化主題、豐富情節、映現人物的光色。其中，有的作為背景呈現，如童謠“凼凼轉”的二度歌吟，于前烘托起龍田村民對和平幸福的淳樸向往，于后則反襯出主人公為這種追求而走向死亡的無限悲憤；有的作為象征喻示，如龍田村邊的大榕樹和無縫紗幕上“盛開”的金色蓮花，前者展示著澳門本土質樸、寬厚、穩重的民風，后者則閃耀著澳門人純潔、高尚、堅貞的個性；有的作為澳門歷史的回望，如蓮峰廟“一角”和大三巴牌坊，一處在龍田村遭涂炭時，令人聯想起林則徐親臨澳門宣示主權的威嚴，一處則以數百年的中西文化交融，顯示殖民暴行的非正義；有的更直接進入故事，成為劇情發展的重要環節，如圣安多尼教堂和北嶺炮臺，它們分別震響的鐘聲和炮火，從不同角度和不同程度上發出了正義的呼喊。值得一提的，是這些景觀物象并非生貼硬套在情節上，而是做到了有機的融合，惟其如此，劇作才有了濃厚的“澳門性”和“澳門味”，并給觀眾以鄉土的親切感和歷史的厚重感。